一号多版，违规？行规？

    学生的成长记忆

    “国外没有的。”在业内人士看来,教辅报刊的出现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一出生就是怪胎。”宁楠,曾任某教辅报纸主编。“目前很多教辅类报纸本质上只是借报纸之名,是以报纸形式出版的辅助性学习资料,却没有通常意义上报纸的时效性、新闻性。”

    “虽说是报纸,但却姓‘教’。”诸荣会,江苏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他坦言,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教辅报纸成了应试教育的帮手。

    常敏,一所县级中学的语文老师,她为上小学的孩子订阅了一份英语报纸。在她们这样一所县级学校,使用的资料是有限的,她希望孩子能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如愿。在她的眼里,教辅报纸更像是练习题、考试卷。“尽管各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内容,但总感觉报纸眼界不开阔,功利性强。”

    李一,国内知名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谈起教辅报纸,她记忆犹新。

    “上中学那会,几乎是人手一份。最多的是英语,其次是语文,还有数理化什么的。”

    “高中老师偶尔会用订的报纸留家庭作业,后来每次发报纸那天挑着讲些知识点,有时候老师发现报纸错了也会专门更正过来,但一般都是头几期后来就完全闲置了。”

    作为成绩较优的学生,她觉得报纸有“自说自话”的感觉。在她印象中,身边的同学,在上学时候都表示订过至少3到5份的报纸,每个学期都订,情况大同小异。

    无论怎样,教辅报纸已成为一部分中国学生的成长记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人们对它的情感却不是用简单的“爱恨”两字所能描述的。

    “超生”的版本

    行外人常常莫名奇妙,怎么教辅报纸就有那么多的版本?

    记者在北京报刊发行局印制的《2011中国邮政报刊简明目录》中粗略统计一下,在“教辅”类报纸目录下的报纸总共约有一千多个版本。

    在这千余份版本的报纸中只有极少数的报纸有一个版本,其他绝大多数都有按不同年级、科目、教材分不同版本的报纸。比如说《××周报》,按年级分有高中、初中、小学版;按科目分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版;按教材分又有人教课标版、华师大版、沪科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等,累计起来共有73个不同的版本。

    翻翻上世纪80年代的教辅报刊就不难发现,它们应试辅导的色彩并不太强烈,即使是学科教学报刊,其内容也只是对学科教学的一种补充、拓展和巩固。因此,当时的教辅报刊无须太多考虑读者的年级分布,甚至具体学科、具体地区、不同教材的教学进度等,因此一门学科只要一个版本的杂志(或报纸)就行了。

    “读者为什么能接受这样的教辅报刊呢?因为当时的学校教学对教辅报刊的要求不像现在这么功利。可如今,多版本似乎不仅是教辅报刊的共同特点,更成了一种发展趋势。”诸荣会说。

    “然而,没有哪一家教辅报刊出版单位主观上愿意多版本。多版本意味着出版发行工作量加大,意味着人员数量增加,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总之将导致利润减少。那么,教辅报刊为什么还要纷纷扩版?这种越来越强的功利性要求,是教育发展的现状决定的。”诸荣会解释。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的大学招生数已有了极大地提高,但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也是不争的事实。应试教学讲究有的放矢,因此教辅报刊再那样与学科教学“若即若离”显然不行。“从上世纪90年代,教育开始推行‘一纲多本’,于是同一学科,全国出现了数种甚至数十种不同的教材,为了配套不同版本的教材,各教辅报刊又不得不开发出不同的版本。有的报纸版本数量竟然多达百十个以上。之所以要办如此多的版本,我想其中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吧!”作为同行,诸荣会可以理解。

    违规与行规

    然而,为外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教辅报纸常常有身份的尴尬。严格说来,它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有“违规”之嫌。

    “违规”来自何处?就是“一号多刊”,“一号多版”。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公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第三十二条规定:“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报纸,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报纸。出版报纸地方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外文版等不同版本(文种)的报纸,须按创办新报纸办理审批手续。”    

    “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了。现在想以一张简单的报纸满足多方面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宁楠表示。

    这就是教辅报纸目前的两难境地:要生存,就必须多版本;否则,就别办。

    “危害显而易见。”诸荣会表示。

    “其一,人人都是违反法规,法规的意义又何在?即便在业内人看来是正规的教辅报纸,形象上总是受到损害。”

    “其二,更大的危害在于不法之徒,浑水摸鱼,莫名其妙地进入教辅行业,外行人也搞不清。而且一些非教辅类正规报刊兼搞教辅的现象也日益增加。而那些教辅类报纸为了降低成本,纸张、稿费等就会打折扣,拼凑、抄袭,质量低下就成为必然。还有,就是他们的营销手段,致使授课教师、教研组长等以各种方法手段强迫学生订购这些非法教辅类报纸。这些情况,特别是在县乡一级的农村学校,就越明显。”

    “需要政策配套。比如,一号多刊问题,教辅报纸应该与其他报纸区分对待,不能‘一锅煮’。但最根本的还是靠教育自身的发展,回归到教育本身,而不是大家都变成升学的奴隶。”

    对教辅类报纸而言,这是一段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的过渡期。

    对照2005年公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一号多版”显然是违规,而《邮政报刊简明目录》则又显示,一种刊号下的邮发代号多的竟多达几十种又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行规。

    “这实际是一种默认,每一个版本都有一个邮发代号。因为申请邮发代号,一般都要先得到出版部门的同意,至少是三方得到一种‘默契’,然后邮局才可同意。(可能有的地方手续也不太全的)”诸荣会告诉记者。

    而这个问题,全国教育教辅类报纸审读中心同样需要面对。

    “从2004年起,全国教育教辅类报纸审读中心开始对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出版的教辅类报纸进行强制性质量检查,我们就向新闻出版署反映这个问题。”全国教育教辅类报纸审读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一号多刊,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署里也一直调查探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一刀切,完全否定。

    要么生存,要么离开。两难境地怎么解决?湖南教育报刊社《初中生》编辑部副主任杨青认为,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方面,只要高考存在,教辅类报纸就有存在的理由;一方面,它需要出版界的改革和市场的筛选。”

    新闻出版的改制正在进行中。杨青相信,在一些新闻出版集团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旗舰式的单位。而报纸的兼并、重组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也会打破目前无序的竞争局面,它们也会比较从容,从而制定更加长远、更符合人们需求的教辅报纸。

    本报记者 靳晓燕  通讯员 陈雪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