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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窃听风暴”并没有随着这家英国百年老报的关闭而停息。从上周五开始,由老默多克亲自出马,展开了新一轮的危机公关战略来挽救他的媒介帝国:与窃听事件直接相关的新旧高管先后辞职;登门向窃听事件受害人忏悔致歉;在英国所有媒体上刊发广告向社会公众道歉认错。然而,当这起曾被新闻集团早期公关策略成功化解为“个人的、偶发的、技术性的错误”,一旦演变成全民谴责、社会控诉、政府干预、司法介入的公共事件时,就已经超出了老谋深算的默多克以更大的危机公关手段所能操控的态势。站在默多克的立场上,这无疑是老牌媒介帝国遭受的一次史无前例、始料不及的重创,摆在首要位置的是如何拯救它的品牌声誉、市场份额和股市价值。但是,对全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这场丑闻动摇的不仅仅是新闻集团的根基,它破坏了新闻自由与新闻良知的基本准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表达的“天赋人权”基石之上,通过新闻自由来制度性地保障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在制度性的安排下,新闻机构成为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代言人,保护新闻记者个体的自由采访权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保护全社会的自由表达权。然而,正是当代媒介产业制度本身构成了新闻自由的危机,比如,新闻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操纵新闻的人倾向于把个体的表达权与知晓权拿来作为赚钱的工具。默多克本人喜欢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从新闻集团不断扩大的成功业绩来看,显然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所形成的全球化媒介市场,得益于各国政府放松或解除规制的媒介政策。在自由宽松的媒介环境下,默多克在世界各地不断收购、兼并、创办新闻出版机构,几乎是无止境、全方位地扩展媒介帝国的版图,成为21世纪现实版的“全球公民凯恩”。正像电影《公民凯恩》的原型黄色报业巨头赫斯特一样,“自由主义者”默多克不断“勤奋”地指导他的编辑记者改变传统的新闻理念,以更“自由”的方式报道与处理新闻。他甚至要求纳入旗下的《华尔街日报》改变其一贯坚持的严肃报道的内容,“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哪怕是刊登女郎照片来吸引工商硕士也在所不惜。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处在默多克的控制之下,默多克的“新闻口味”便在世界范围影响了传媒的品质,影响到新闻文化环境。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制造争议的小报内容成为普遍的新闻标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电话语音信箱窃取个人隐私,不外乎是为了刺激与娱乐大众,而从2002年以来,这一非法报道方式却被报社高层视为“黄金新闻源”。为了占有市场而毫不顾忌地触犯道德底线、法律禁区,成了默多克以及他的新闻雇员对新闻自由的独特理解与实践。正像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早在上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新闻媒体)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极少数人所役使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是危险的。
在《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中,一方面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默多克新闻集团高层通过经济与政治手段不断得逞的对事件真相的控制。从今天揭露的事实来看,默多克高层不仅知晓窃听事件的实情,而且利用他们与英国政界、警方的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从2007年以来,多次使用巨额资金实现与受害人的庭外和解。新闻集团控制的媒体,则对事件采取或视而不见、或避重就轻的报道方式。窃听事件提供了一个西方媒介垄断集团联手政治力量控制新闻的最新案例。默多克长期以来与各国政要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并以手中的新闻媒介影响政党选举。正像西方学者所言,默多克建立的是一个“英语世界历史上最不讲原则、最不讲声誉、最堕落的”媒介帝国,毫无新闻道德的基础。以新闻集团的福克斯电视新闻网为例,它用提供“公平与平衡新闻”的口号来取代新闻的正确性与正义性要求。而默多克所理解的“公平与平衡”,则是努力迎和当权的政治集团,从而用手中的新闻资源换取政治资源,并最终实现赚钱的目的。在默多克的帝国中,媒体、商业、政治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新闻自由”是大众媒体作为经济实体运营的一个道具,是西方所谓民主政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有当一场丑闻降临时,这种稳定的结构才得以被重新审视。
在新一轮的危机公关中,默多克等新闻集团高管的公开致歉中频繁提及一个词wrongdoing(不良行为),但或许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的行为,甚至不仅仅是违法的行为,可以用惩罚行为人或花钱打理而了结。这根本上是新闻价值观、道德观的错误,是新闻的“自由”操作埋下的祸根。默多克在承认窃听事件不良违法行为的同时,并未在新闻理念层面有所反省。对“新闻自由”的崇尚通常是建立在媒体的独立性之上,当他们用“无冕之王”、“第四权力”等光环强调媒体之于政治的独立性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媒体之于商业的独立性。媒介垄断用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合理性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新闻道德和新闻价值的基石,使新闻自由只剩下一个虚伪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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