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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7月14日 星期四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第一次高潮成因

    刘兴豪 《 光明日报 》( 2011年07月14日   11 版)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注重创办报刊,出现了“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的办报高潮。据方汉奇先生的研究,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数量相当于甲午战争前40多年的三倍。这些报刊中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出版地区遍及全国很多城市。当时的报刊以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为主要特点,它们的出版和创办大大提高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由外报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从外国人手里夺回了一定的传媒话语权。本文结合维新时期的办报情况,总结出以下几点办报高潮出现的原因。

        一、通过办报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

        甲午战争中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德国强占胶州湾,接连而至的打击极大地刺激了国人。康有为曰:“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曰:“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在强烈的爱国热忱的驱动下,维新派深知欲救亡图存,必须进行政治革新。“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时代迫切需要通过办报当作舆论武器,借以救亡图存。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自述其办报是“激于国家之危殆,怀于匹夫有责之义”。创办报刊,利用报刊这种反应敏捷、传递快速、针对性强、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泛而稳定的大众传媒形式,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创造变法风气,为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作舆论上的准备。

        二、通过办报以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政愿望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迫切的求变渴望的推动下,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道路参与政治,而以变法为宗旨的维新报刊恰好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将办报与政治活动化为一体,实现自己的参政愿望,是维新派作为报人角色存在的最基本的特色。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中国受侮数十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上下不通”和“内外不通”,创办报馆、印发报刊是“起天下废疾”的“导端”,是一条全新的救国途径。其他维新派代表人物也纷纷在报刊上刊登文章,借重报刊营造舆论。如汪康年就在《时务报》撰《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强调“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断然者。”强调伸张民权、集思广益,以实践“报馆有益于国事”的志向。维新派通过报刊将自己的观念和主张迅速、广泛地传递给社会各个阶层,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三、通过办报以疏通社会风气

        晚清时期,社会风气非常闭塞,“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维新派认为,打破这种社会风气的方法就是办报。通过办报,可以达到上下内外之间的沟通、联系、和谐和统一。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中云:“《国闻报》何为而设者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康有为提出要以具有“匡政府所不逮”、可使“民隐得以上达”、“借鉴敌情”、使知“新政”之功能的报纸改变“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的局面。1895年5月,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中首次提出了开设报馆的建议。他通过宣扬报纸是“先王遗制”,争取清末封建统治者开放言禁,提倡办报。他建议光绪帝奖励办报,广布政教,并把设立报馆以“通其耳目”使“舆论渐明”作为维新派“举会”的先决条件。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再次提出“开报馆”“设报达聪”等主张,把发展近代传播事业作为变法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较之于康有为,梁启超更加重视报纸这一传媒的宣传作用和话语权力。他认为,强弱之源在于“通”和“塞”,报馆的作用就在于“去塞求通”,假以时日,“则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由此,办报成为首先要着手进行的一项工作。1895年8月17日,筹备多时的维新派第一份机关报《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在北京创刊,将“设报达聪”的主张变成了实际行动。

        四、通过办报以开启民智

        对于当时的“民智愚陋”,康有为深有体会:“甲午一役,鄙人当时考求时局……曾上书请及时变法自强,而当时天下皆以为狂”,自此,他认识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梁启超亦愤然指陈:“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所以他一再强调“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认为开民智的方法一是办学校、二是兴学会、三是开报馆。而报纸一出,“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较之学校、学会,报刊的影响更加深远、广泛。梁氏将报刊作为战场,希望改变民众,去掉群盲“积千年旧脑之习惯”。严复也认为,要维新,要救国,就必须要“开民智”,“开民智”的方法就是要办报。通过办报,可以“通上下之情”,启发民智,实行民主,从而富强国家。维新派激进分子谭嗣同更说报纸“可谓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事变,可稽敌情,可新学述,可强智慧。”由此观之,办报是去塞求通最可行而有效的办法。正是基于“国民之智何以智?国民之愚何以愚?无他,有报馆则民智,无报馆则民愚”的认识,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开展政治活动时,把创办报纸放在首位。创办报纸以启迪民智,抑扬舆论,成为维新派办报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作者单位:湖南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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