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列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们的旗帜》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现场震撼,之所以能够电视播出后产生广泛的社会感动,是因为这台晚会以曾经流行的视听经典编织时空穿越的饱满艺术意象,以朴实动人的情景再现唤起人们重返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共时的“狂欢化”寓示着历时的“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于是人们就在“想起生活的生活”中形成意义拓值性的正面接受效应。
将一台庆典歌舞晚会凝聚为相对完整而且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叙事取向的艺术作品,除了在技术层面最大限度地规避诸如拼贴、堆砌和一锅煮等痕迹外,还必须有建构性力点支撑和内在的逻辑维系,从而有效确立作品的指涉力和影响力。就后者而言,《我们的旗帜》为了树立我们党90年来矗立不倒的旗帜形象,同时为了使旗帜形象的社会认同成为客观确证而非主观拟设,组创团队准确地选择历史本体运动逻辑、红色经典线性记忆脉络和视听流行轨迹相叠合的结构模式,由此形成具有热情吸附功能与意义阐释功能的作品张力。正是由于作品张力的存在,观众才会在艺术化参与中以生存经验方式去感知《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而感知中的情感实现和意义发生显然已经大大超出常态中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