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社会学想象力”

    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不同城市化模式下农民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文化反哺：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中的代际关系》先后获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期刊发周晓虹教授的研究体会文章，旨在通过介绍他的治学经历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验，提倡关注现实的研究视角，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在社会学家眼中,具备“社会学想象力”比掌握体系庞杂的社会学理论或设计精良的社会学方法更为重要。就我先后承担的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而言,它们所讨论的最初议题,都不过是一种个体性的焦虑,但一个人如果具备社会学想象力,就能够体会到其背后所潜伏的社会性困扰。

    旅途中“听来”的研究课题

    1994年春天,我乘火车从上海返回南京,就座以后发现对面坐着三位在江浙打工的东北民工。其中一对年轻夫妇在温州打工,另外一位约莫50多岁,在苏南打工。那对夫妇和年长的民工先前并不认识,但上车以后却找到了共同话题:“控诉”江浙人。年长的民工说,苏南人“抠门”,我打工的那家那么有钱,早饭却天天是泡饭加腌黄瓜;年轻一些的男的说,温州人更过分,孩子不过十四五岁就被撵出去,背个擦鞋箱自己谋生;年轻一些的女的说,南方人连孩子吃奶都不舍得,孩子刚刚1岁就断奶了,哪像我们北方人,四五岁的孩子还有吃奶的呢!这三位民工的话,让我产生了调查中国农民尤其是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江浙农民社会心理及其嬗变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以江苏昆山周庄镇和浙江乐清虹桥镇及由虹桥镇流动农民组成的北京“浙江村”为研究对象,探究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并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

    具体说来,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来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两地农民都表现出了人格和社会心理现代性的一面,他们或在当地办企业,或在外经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土地资源、经济发展模式等的不同,他们的人格和社会心理现代性的层面也不一样。在乡镇工业中锻造出来的周庄农民,纪律感和时间观念强,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而经受了流动和创业考验的虹桥农民,则更富有创造性,更有流动和风险意识。

    父亲的变化启发我的思路

    早在1985年我攻读硕士的时候,父亲从离休所发的服装费中给了我200元钱让我买衣服,并专门叮嘱“不准买西装”,因为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西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3年以后,我回家过春节,一大早父亲就把我叫起来,让我教他打领带。这让我非常惊讶,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对年长一代的影响。为此,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试论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的论文,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甚至成为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试题的那个概念——“文化反哺”。

    1998年前后,正是学校里盛行“换笔”的年代,教师们都尝试着用电脑写作、上网和发邮件。记得是春节后集体改研究生考卷的时候,中文系的Z教授在和同事讨论电脑的使用问题时,为了反驳同事使用了“撒手锏”:“不对不对,你说得不对,我儿子说……”他的话音刚落,我头脑中蛰伏了十年的灵感或者说“社会学想象力”又一次复苏了,我倏地意识到这句话蕴涵的“革命性”意义。他的话不但证明了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出现,甚至还预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的到来。不难发现,在网络和数字化时代,父母心甘情愿地“拜”子女为师。而这不过是亲子两代人之间传统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关系出现“颠覆”的无数事件中的一件特例罢了。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再一次支持,在2002年以后的几年里,我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和广州采取焦点组(focus group)访谈的方式,围绕文化反哺的主题采访了90多户人家,并写成《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文化反哺”是社会变迁的产儿,它所代表的新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以及对现有模式的改变,不仅为年长一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

    上述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都被评为“优秀”,获得广泛好评。前一项的最终成果被列入哈佛—燕京丛书,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一项的最终成果已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与两项课题相关的阶段性成果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和《社会学研究》等杂志上,也有一些获得了不同的奖项。这些年来的研究使我体会到,依照自己的研究兴趣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急速的社会变迁,确实是锻造“社会学想象力”的绝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