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丰富性的复活

    遵义会议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点。阎欣宁的长篇小说《遵义！遵义！》，再现并定格了这一历史惊涛拍岸的时刻。回眸那段峥嵘的历史，令人感慨万千，生发无尽遐想。

    关于遵义会议的文献记载，应该说已经不少；对遵义会议的历史，以“家喻户晓”来形容并不为过。文献的累积、历史的广为人知，固然给这部长篇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潜在的读者群，但更带来了出奇、出新的困难和挑战，使得这部小说的构造成为一次有相当难度的写作。值得嘉许的是，作者知难而进，在历史的云烟中尝试新的发现，在小说的写作中追求新的构思，最终达到了对题材的独到把握和对困难的超越，获得了创作的成功。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即使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这段历史，也必须保持对基本史实的尊重和严谨。从史实的框架盱衡，这部小说的自由度其实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亦即，它必须大处真实，细处亦不能马虎。同时，小说所选择的是一个宏大的题材，因此，其主题必然要求一种宏伟的、史诗的性质。作者显然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小说不仅描绘了遵义会议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的重组，而且更展现了这样一个主题：中国共产党缘何最终选择了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都瑞金和江西根据地的丢失，红军的仓皇转移，湘江一战的折损过半，蒋介石五路大军的围追堵截，党中央和仅剩的三万多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一切，都在控诉着党内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及其错误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的祸害，也在呼唤着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毛泽东……

    小说真实地呈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状写了身处遭贬黜逆境中的毛泽东，依靠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等大多数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支持，与李德、博古的“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作坚决斗争，成功地改组了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机构，并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指挥红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最终力挽狂澜，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对遵义会议这一历史事件的通常的认识。然而这只是对历史的一般的认识，亦即一种删节了论证的结论。作为小说，则需要恢复历史的过程，以文学的形象展开历史的事实与辩证，让读者不仅理解历史的必然，而且了解历史的所以然。《遵义！遵义！》显然并不把遵义会议仅仅简单地理解为毛泽东个人的成功，而是通过对毛泽东此前革命历程的解读，把握了遵义会议更为深刻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对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对一种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即对僵化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摒弃，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的真正认同与拥抱。

    小说正是首先从全局的高度、从众多党和红军高层人物的视角把握这一段激越悲壮的历史，不避重就轻、不避实就虚，而是从正面描写了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一系列党内的路线冲突和敌我双方的殊死战斗。作者对党史、军史惊人的熟稔，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凝重、认真、扎实的叙事，使作品获得了正剧与史诗的端庄品格、磅礴气势与厚重内涵。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前行也是人性的展开。《遵义！遵义！》在表现历史的宏观外貌的同时，又充分挖掘了历史的细微肌理，以史笔也以文学的想象，描绘遵义会议前后长征路上上至党和红军领导人，下至红军基层军官、普通战士、担架夫以及红军家属等等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等生活细节，再现了历史的具体性与生动性，复活了历史的丰富性与人性内蕴。

    这些历史细节的刻画，并非闲笔，并非主线之外的副线，而是这部小说艺术性的重要所在，也是其思想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周恩来的自省与李德、博古的文过饰非，彭德怀的沉稳与林彪的冒失，见出鲜明的性格。李德在家庭生活中的野蛮粗暴、李德妻子萧月华的痛苦无奈；先当团长后当连长的方圆的勇敢善战、团政委钟赤兵负伤截肢场面的惊心动魄、休养连战士秦娥对在湘江之战中失踪男友的思念、桥梁专家何迪瘦对优雅生活品位的保持、从俘虏兵转变为红军战士的犹士彬的最终觉悟、一路总想脱离队伍的担架夫老苦的最后选择留下……

    这些描写从各个侧面补充和丰满着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画卷。尤其是楚师长的妻子孟林在行军途中分娩而不得不遗弃孩子、贺子珍孩子夜里生下后天亮即送人的场景，格外撕心裂肺、催人泪下。人物在残酷的战争中被迫作出的痛苦的选择，呈现着长征的苦难，呈现着革命与人性的冲突，更呈现着革命者的巨大牺牲、革命者的信仰与意志的强大力量。同时，这些人物心理、性格、品质、情感等等的描绘，与遵义会议并不是一种游离的关系，而是以一种更为立体的视野，显现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正确与否给革命者的身心与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是众多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学的叙述所无法再现的，《遵义！遵义！》以文学的构思与艺术形象弥补了史学之不足，彰显出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作者对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独到研究、发现和理解，还表现在并不单纯将遵义会议局限为在遵义柏公馆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将之前的中央政治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在铁场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遵义会议视作一个整体，亦即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视为前奏，将铁场会议视为尾声。前三者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后者则是遵义会议精神真正得以全面落实的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将掀开新的一页。小说采取高层人物真名实姓，中下层人物虚构为主的手法，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有机结合；笔墨高度浓缩，蕴含密实的历史信息。作品所点出的包括红军中下层军官在内的真名实姓人物，亦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意为日后人物的发展提供历史的注脚。《遵义！遵义！》在深入的历史研究基础上采取的这些手法，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创造了新的经验，值得特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