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访中南海

    嗬，夜“闯”中南海，这个题目好吓人。写下题目，我便赶忙将“闯”字改成“访”，以免引起误会。其实，这是事发当时，朋友们脱口而出的一句玩笑话。

    这件事发生于1983年3月23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的前夕，一次“突发事件”引起。

    什么“突发事件”呢？这话得从头说起。当时，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只限于两年评选一次的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除此之外，社会上乃至全国范围内再没有其他奖项。加上每届评选出的作品数量也有限，很受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和社会上的重视和关注。每次评完奖，获奖篇目首先要在报纸上公布，然后择期举行颁奖仪式。评委会的组成均为当代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很有权威性，也很有透明度，不曾发现有“走关系”的现象。评委们都是认真阅读作品，认真讲评，负责任地投票，因此，获奖作品大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加本届评奖的作家理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的《希望在人间》，荣获报告文学奖。可是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告状，几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中央领导。23日下午，中央领导办公室通知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

    这个时间，正是即将举行颁奖大会的头一天下午。而此前，首都各家媒体和即将出席颁奖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到达北京报到。这可了得！临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向媒体和社会解释？！那个年代，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很敏感。可以想见，一项严肃的全国性的评奖，获奖作品篇目已正式在报纸公布的情况下，却突然间，其中的一篇作品，又恰恰是反映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作品被撤下，那外国媒体一定会作各种猜测，会有歪曲报道的。

    那么，《希望在人间》究竟写的是什么呢？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人反对，甚至告到中央？而且是在几天内，也够迅速、够神通了！

    原因是：有人状告这篇作品“不真实”，“吹嘘个人”等等，因此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暂停发奖，进行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可是哪有调查的时间、研究的机会哪？想想看，3月24日上午即将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颁奖大会，23日下午却突然接到这么个紧急通知，这是何等紧急的“突发事件”啊？！时间如此紧迫！急得主持这四项大奖活动工作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一时间坐卧不安，他直说：“这可怎么办？！”

    冯牧同志毕竟是老同志，既有组织观念，又灵活机智。到了下午3时左右，他打电话到海运仓总参一所（与会人员住所，现已更名为京东宾馆）紧急找我（因我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说：“出事了，出大事了，理由的那篇作品明天不能发奖，要撤下来调查研究。”接着他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因心中有数，知道这篇作品的来龙去脉，便回答冯牧同志说：这篇作品是我们《人民文学》特约理由同志写的，他到厂里作了深入的采访和思考，不会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说，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他要改革，有人抵制，这就引起了争议。可能因为干得好，有人红眼，想整他。冯牧同志听我这么一说，“噢”了一声，似乎轻松了一些。他忙指示我说：“既然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你马上写个报告，讲明情况，申述理由，咱们力争!”

    “力争！”我虽然答应了，且抱着信心争取，但我内心还是嘀咕：天哪，时间这么紧迫，怎么能挽回局面哪？！要是写个报告送上去，还不知领导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而领导如无新的指示，谁又敢明天去给《希望在人间》发奖呢！人急了，会急中生智。此时，我也灵机一动，找到也在会议工作的《希望在人间》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向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今天下午，咱俩赶写个报告，还要想办法能送到中央领导手里。”王南宁诡秘地笑笑说：“好吧，这任务可不轻呀。”我同时又跟司机班打了招呼说，下午有紧急任务，请留一辆车待命。

    于是，大约从下午4点多起，我和王南宁在总参一所的一间屋子里关起门来，讨论、商量这个报告怎么写？然后由王南宁执笔。王南宁是个写文章的快手，文笔好，思路又敏捷，这篇作品又是她经手策划和责编，准会写得好。果然，一个小时后她便写就，完成“报告”。我们在电话里给冯牧同志念了一遍，作为汇报和听取领导意见。最后，我们手抄了正规的两份（当时还无复印机），一份是写给中宣部领导的，一份是报送给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的。

    在报告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希望在人间》这篇作品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佳作。它写的是一个亏损8年、负债累累的企业，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的3年间，由于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技术革新及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打了翻身仗，扭亏为赢。当时我们听说了他的事迹，编辑部便约请作家理由同志去采访和撰写这篇报告文学。然而，当理由和黄宗汉厂长一接触，他却告诉我们的作家：这些事，这个厂的变化，都是全厂职工和领导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干的，光靠一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和改变工厂的状况。黄宗汉厂长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表现得忧心忡忡，如同灾难临头，他还给理由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上至局长、公司经理、厂党委书记，下至副厂长、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希望都能予以报道。

    就是这样一个厂长，短短3年，带领全厂职工、干部，艰苦奋战，开拓创新，改变了一个企业的面貌，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企业、为了职工、为了企业的长足发展。写他，怎么是“吹嘘个人”，怎么就“不真实”？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更多这样的厂长啊！

    我们在报告中，如实介绍了这篇作品的来由，申述了评奖的理由。

    下午5时多，我和王南宁驱车前往东城一个胡同里的首长家。不巧，我们到达时首长还没有回家。夫人说首长打过电话回来，今晚回家吃饭，热情地招呼我们先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果然，不大一会，首长回来了，我俩急忙递上这份申述报告。首长戴上花镜，很快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沉吟说：噢，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讲明了情况，很好。但这件事是乔木同志（即时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批示的，必须向他报告。我说，这么晚了，我们在哪儿能见到乔木同志？请您帮助我们请示一下他，可以吗？首长说：我找找看，最好你们当面请示。

    这当然最好。首长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中南海总机，交待要他们联系乔木同志，说有一件急事要处理。很快胡乔木同志秘书回电话来，首长将我们找他的情况讲了讲，并且说我们带了一个报告，想面见乔木同志，因为事情紧急。秘书答应向领导请示。

    没有想到，胡乔木同志同意，要我们立即去中南海见他，当时他正在中南海小放映室审看一部新片。我和南宁欣喜异常，觉得事情有了希望，便立即向首长和夫人感谢，告辞，飞奔出门，我告诉司机：“快，咱们去中南海！”

    这时，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全城灯火璀璨，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潮如流。当车行驶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时，习习春风扑面而来，我顿时觉得，距离中南海近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也有了。我想：只要进了中南海，只要能够见到乔木同志，有机会申述我们的理由，我想乔木同志会赞成的。一路上，我们几乎是飞车而行，很快便到达中南海西门。却不料，被警卫拦住，说警卫室没有我们进中南海的备案，询问是和哪个单位联系的？要我们出示证明。

    我和王南宁都傻了。原来由于心情急切，我们忘了请首长帮忙给中南海值班室打招呼，报车号。那当然不可能进中南海啦。这下，又弄得我们的心凉了半截。

    西门是中南海的重要门户，警卫多，岗哨森严，纪律严明。但事到如今，我们不甘心呀。我跟几位哨兵直解释，我们因为有多重要、多重要的事，向中央领导汇报、请示，忘记了办手续……可是，哨兵哪敢轻意放进去任何一个没有手续、没有中南海内某个部门同意而闯入的人呢！

    这边，我正和哨兵交涉着，机灵的王南宁却听出了几个警卫的陕西口音，她立即认老乡，和那几个哨兵热情套起近乎。忽然，她一个狡黠的眼神示意我赶快进警卫室去！于是我便在警卫室拨通了一位首长秘书朋友的电话，真巧，当晚他正好值班！我迅速告诉他事情的原委，请他帮助我们进中南海。他问了我们的车号和几个人、什么人，很快打了电话，正式通知警卫室放我们进入。不难想象，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又多么幸运！我们又有了信心，去“闯”那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大关了。

    进了中南海，小放映室在哪里？我们两眼一抹黑，边走边停下车问路。沿途的哨兵一一给了热情的礼遇。车子在美丽的中南海绿树花丛中穿行，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终于，我们找到了地处中南海中部的一幢小楼，便是小放映室。又是一道岗哨，我和王南宁向警卫说明来意后，警卫进去请示。很快，乔木同志秘书出来告诉我们说，首长同意，但你们进来一个人吧，王南宁便留在车上。

    我跟随秘书进放映室后，乔木同志亲切地让我坐在他身旁，然后说：“你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我扼要地如实向他陈述了这篇报告文学的意义和社会反响。特别报告说，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人民文学》编辑部均作过调查、核实，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

    说毕，我屏住气息，等待首长的意见。这时，乔木同志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高啊！真高啊！毕竟是中央领导，一句话，便一锤定音！我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谢谢您，谢谢您！”

    走出放映室，我激动地大喊一声：“南宁，成功了！”

    王南宁也高兴极了，说：“现在咱们赶快去冯牧同志家里汇报。”

    此刻，已是夜色苍茫的7点钟左右。

    我们离开中南海，又急奔复兴门外木墀地的冯牧同志家。不巧，冯牧同志的姐姐说他到旁边贺捷生大姐家里去了。我们赶忙下楼又上另一个单元楼，到了贺捷生家。冯牧同志正跟贺大姐说这件事呢，我们便向他报喜，说乔木同志同意了！

    冯牧同志一声叹息，放下了心。贺大姐也高兴地大声说：“周明，你和南宁立了一功！”她关切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我们在她家用餐。我们心急呀，便说，不用了，我们回招待所去。

    辞别冯牧、贺捷生，我们又往东直门内海运仓的总参一所赶路。今夜，两个多小时内，我们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赶回东，真是马不停蹄啊。

    到达总参一所时，大约已是晚上将近8点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令我们一阵迷惑——招待所的所有房间里都空无一人。我问服务员：“客人们呢？”服务员回答说：“早都去餐厅吃饭去了。”

    于是，我们又急忙忙地飞奔向餐厅。

    进得餐厅门，我大吃一惊！只见，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静悄悄地端坐在桌旁，谁也没吃饭，都在等候我们的消息。见此情景，我的眼泪一下子落下来了！我哽咽着对大家说：“我们成功了！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大伙高兴地欢呼起来！

    王南宁向大家述说了我们奔波的情况，也说到我们在中南海西门那尴尬的一刻。此时，她话锋一转，神秘地说：“这次的成功，也是由于我在中南海门口使了个‘美人计’呀，周明才得有机会跑进警卫室找了人，我们才见到了首长……”大伙全爆笑起来。

    这时，突然，好多作家朋友起身，跑过来拥抱我们！喊着、笑着、捶打着、激动着，一下子把我抬了起来，呼喊声久久喧嚣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为成功、为文学、为和我们作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英明的党！

    当晚，便立刻有人编出了《夜“闯”中南海》的故事。当然，一定会夹有浪漫色彩的“美人计”——作家嘛！

    第二天，1983年3月24日，隆重的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如期顺利举行。作家理由愉快地登上领奖台，接过红彤彤的荣誉证书，高高举过头顶，神情激动地对大家说：

    “希望——在人间！”

    （作者为前《人民文学》杂志副总编。本文摘自《美文》201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