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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20日 星期一

    白金婚 风雨情

    周轩进 (北京) 《 光明日报 》( 2011年06月20日   12 版)
    云拂峰峦山河壮 (国画·局部)□ 吴东魁
    新四军时期的母亲(前排左一)

        连理七十岁蹉跎,抗战建国到改革;度尽劫波夫妻在,相视一笑慰家国。

        这首《白金婚书怀》,是父亲周伯萍(周本厚)和母亲朱向明(朱玲)革命婚姻70年历程的真实写照。

        母亲从小过继给我二姑奶奶。二姑奶奶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她家一度成为当地共产党秘密聚会的据点。每当“表叔”们来家“聚会”时,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母亲不仅负责做饭,还在门外站岗“望风”。1939年,母亲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公学校(抗日公学)”,算是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后随校转入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后发展成独立营和老八团。转到了新四军所属的税务局后,遇到了父亲。有一次她指挥战士们合唱抗日革命歌曲时,由于年龄太小,个子还没长高,只能站在板凳上,引来战士们一片欢笑。在“反扫荡”、“反顽固”的残酷战争环境中,这股难得的欢乐士气,也深深感染了父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漂亮的‘站板凳姑娘’”。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爆发时走上战场的,那时他高中尚未毕业,是一名热血爱国知识青年。既能拿枪,又能拿笔,且能打得一手好算盘,父亲很快就升到了团级干部,在李一氓和方毅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兼任根据地税务局长和部队后勤等工作。抗日战争年代,新四军和八路军内部规定:年满28岁或团职以上的干部才可以在部队内结婚。父亲当时虽然还不到28岁,但已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团级干部,算是符合结婚条件。等到2月1日母亲生日这一天,这位虚岁18岁的“老革命”,就和父亲这位年轻的“大干部”结合到了一起。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双双幸存实属不易。小时候就听舅舅对我们讲过:一次敌人突袭我后方机关,就在即将合围时,一位女战士弄枪走了火,敌人听到枪声,误以为是完成合围的信号,立即对父母所在的后勤机关发起了进攻。父亲虽然戴着眼镜,却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他的警卫员更是武艺高强,撂倒了几个冒进的敌人,战斗打成了相持。母亲他们百十名机关人员乘机突围,父亲他们也且战且退,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作为战争的幸存者,父母时常回忆起那些曾在自己身边,但已牺牲了的同志,如父亲的警卫员谢振友。他枪法准确,武艺精湛,为保卫后方机关立下了不少功劳。他家有多人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多次请求父亲批准他到一线部队去。父亲被他感动,从自己负责的税警队中抽调了一个班,用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起来,由他担任班长,整建制地调到了3师7旅19团4连(后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半年后,谢振友在刘老庄阻击战中亲手杀死几十个日本鬼子后,和全班战士一同壮烈牺牲。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曾把刘老庄乡战斗誉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后勤工作也随时潜在着风险,父亲就曾犯下错误。一次在调运从根据地征集的物资时,由于麻痹轻敌,父亲不听下属劝告,坚持将整船物资顺水运输。结果由于内部有人投敌,提前将消息告诉了敌人,导致物资全部被劫走。按照当时的军纪,这种错误被枪毙也是可能的。幸得李一氓同志网开一面,责令父亲戴罪立功,在限期内重新筹得一批物资。黄克诚师长也主动表示,对于投敌者,他本人也有用人失察的责任,为父亲分担了一些责任。加上父亲及时完成了再筹军需物资的任务,才免于一死。

        根据后来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由于八路军所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人民贫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财政有60%以上是由新四军方面供应的。现代战争的胜负,在一定程度上拼的是财力物力,父亲他们所从事的新四军后勤供应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却鲜为人知的贡献。

        抗日战争刚结束,刘震司令员奉命率一个旅迅速北上东北,抢占战略先机。仓促间,他找到父亲这位老战友,要求立即为他部队增添冬衣等装备。父亲迅速调集了大批棉衣,还特意给了他一件里外全新的棉大衣,为他超配了武器弹药。刘震部队正因有了充足的棉衣和武器弹药,成为北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屡建奇功。刘震司令员解放后担任过大军区负责人和共和国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多年后见到父亲,仍对当年给他的物资“超配”表示感激。

        有一次看到父亲的渡江作战奖章,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担任百万大军的粮食部长时所得。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打仗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投入几十万兵力到在长江边陈兵百万,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也越来越繁重、复杂和重要。为了协调和统一后勤供应工作中出现的无序和混乱,我军历史上首次成立了专门的后勤司令部(这应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前身),由刘瑞龙同志担任首任司令员。父亲在刘瑞龙和方毅等同志领导下,担任华东野战军和百万渡江作战大军的“粮草官”。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再强的部队,没有粮食吃也是无法作战的。父亲始终认为,他在大战中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粮草官”,但凭着他这把铁算盘,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况,指挥百万民工将粮食及时运到作战部队,没有大的闪失,是他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大贡献。

        淮海战役解放军以60万兵力全歼国民党80万部队,至今被国际军事史上列为“不可思议”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但老外们不懂,“国军”80万部队中,至少有20万属于后勤保障的非直接战斗人员。而我军除60万战斗人员外,还有100多万主要由手推车和扁担武装起来的、由民工组成的后勤供应大军。实际战役比例应是我解放军以160万兵力,全歼蒋军80万!而这被国内外忽视的另一支百万大军的总指挥就是后勤司令部司令刘瑞龙。

        全国解放,队伍进城后,许多革命干部重建了家庭。但我的父母始终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父母红过脸,吵过架。我想,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走到一起的,心底无私,彼此胸怀坦荡。

        父母结婚70周年,也是我党、我国从弱到强,经历种种曲折,发展壮大的70年。在西方称结婚70年为“白金婚”,我家今年双喜临门:在纪念父母“白金婚”的同时,也庆贺我党建党90周年。

        (作者为光明日报原驻巴基斯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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