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何以成立

    编者按 《学术版》曾在2010年9月14日和2011年2月15日分别刊登了几位学者讨论文化哲学的文章。下面刊载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鹏程研究员的文章，该文对文化哲学的学术合法性及其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前沿性，作出了自己的论述，可供哲学研究者们一读。

    从哲学史看文化哲学的当代必要性

    “文化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般都认为是德国哲学史上从新康德主义那里才开始有的。

    现在重提文化哲学，是因为我们觉得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以及当代的各种哲学流派，都有一些需要着力补充的意义和功能。当代哲学在它内在逻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会历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导致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的问题。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把哲学研究的着力点转向“文化哲学”的兴趣，不是今天的研究者才有的。它有着漫长的思想史。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提出了结束把知识作为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的思路，而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拓延到了对道德理性、审美意识和合目的性思想等等的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明确认为，康德的这些思想就是一种“文化哲学”。卡西尔在1923年指出，哲学不能满足于分析人类文化的诸个别形式，它应该寻求的是一个包括所有个别形式在内的、普遍的综合的概观；哲学思维应该揭示出人的所有这些文化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胡塞尔在1936年的《危机》论文中，惊呼哲学的观念化使哲学得了对生活世界深度遗忘的病症。海德格尔在追求存在物如实展现的背后基础的过程中，强调哲学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原初状况探讨的必要性，强调要注重语言、诗和艺术作品对于人的生活世界原初体悟的哲学意义。罗蒂则认为应该放弃“大写的”哲学，而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在文化间、学科间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建立联系的文化解释行动。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理性哲学在西方思想界活跃了400多年之后，人们已经看到了它作为“哲学”的局限性。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就是：从理性哲学向文化哲学过渡。

    文化哲学拓展哲学的功能

    哲学的功能，就是哲学的解释力。哲学的解释力包括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解释力两种。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哲学界内外谈论哲学功能“弱化”或者哲学的“解释力下降”的说法越来越多。

    第一、关于哲学的理论解释力，即对诸学科的解释力。

    19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兴起，哲学逐步把自己解释生活世界的原有的一部分功能，交给了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新学科。这是由于哲学在人类生活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下，继续专执传统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的思路，而对于新的世界现实缺乏解释力，从而使哲学过去保持的对各个学科进行“概括”、“贯通”和“整体化”的功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萎缩”态势。

    从哲学与生长于生活世界之上、力图较直接地解释生活世界的诸科学、诸学科的关系来看，哲学有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由于“生活世界”的新的现实状况的“干扰”，哲学的那些被公认的较为传统的“哲学内学科”，例如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感觉学）、知识学（认识论）等等之间的“逻各斯关系”开始失效。例如康德关于审美是知性与理性之间的“桥梁”的说法，尽管大家都表示同意，但合乎逻各斯的反思性论证并没有出现，况且稍具有独立思想的各种解释，也都在意义上大相径庭而无在逻各斯层面沟通的可能。

    其二，因为哲学对自己仍然只作“知识”、“理性”、“意识”的理解，因而它在一大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兴起的时候，无法合理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也没有能够把各个学科的“贯通”和“整体化”作为哲学的任务，而且对于诸学科的系统分类也无定见，形成了多元化的“自成一家”、“百家争鸣”的逻各斯混乱局面。尽管一些学科为了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有意识与哲学挂钩，出现了诸如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哲学人类学、科学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等组合概念把哲学泛化；同时，哲学排除非知识的、非理性、非意识的人类精神现象于自己的解释力范围之外；使得这些“三非”学科也对哲学解释并无兴趣，哲学的解释功能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第二、关于哲学的实践解释力，即对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的解释力。

    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尽管一些哲学家的解释兴趣有向“三非”学科转移的趋势，但大多数哲学家仍然着力在知识、理性和意识的取向上进行自己的研究，因而对在20世纪实际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出现的那些新的现实现象缺乏解释（判断、警示和预后）能力。例如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经济危机、法西斯现象（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面对颓废派、新的“自然科学—生活世界”概念（原子弹、安乐死、克隆和代孕），面对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变，哲学话语都苍白无力，几乎毫无现实有效性可言。

    上述两个方面的难题（作为哲学现象）表明，哲学对生活世界的理论和实践都因功能“失职”而自身的解释力“失效”，其理论构架（模式）也几近“失范”。

    文化哲学的思路，对于克服上述哲学功能退化的状况，具有有效的探索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哲学具有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拓展哲学功能领域、提升哲学自身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力的能力。这是因为：

    第一，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具体事物即具体的实践方面来说，文化哲学的本体——文化存在——就在生活世界本身。因而，无论是从人的生命的活跃性、生命外化的世界形态，还是从人际交往以及人对自己的塑造，来解释人类实践的各种现象，都是文化哲学的“本职”工作，文化哲学都会把它们看做“可解释的”。所以，文化哲学因具有对生活世界的全面解释力而扩展了哲学的功能领域。

    第二，对于人类精神的、理论的生活领域来说，由于文化哲学具有自己全面系统的“样式”，因而具有对生活世界的文化存在进行全面、系统地理论化的“覆盖”（概括）功能。我们可以把文化哲学的“样式”归纳为“符号”形态、“产品”形态、“制度设施”形态和“人身”形态。通过上述这四个样式，我们既概括了人的文化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也为存在本体赋予了四种“形态”，使存在有了与现实生活世界“亲和”的基础，使哲学真正回归到生活世界之中，使哲学本体获得了整个现实生活世界的全盘支持；也就是使哲学具有了“囊括”生活世界的“大全”能力，使得哲学对世界的整体性解释力、系统性解释力和全面性解释力都以现代的方式获得真正的实现。

    文化哲学推动“哲学”间对话

    Philosophia（欧洲人确认的哲学）从其历史看，最早是希腊文化圈的“地方之学”。经过几千年，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人类不同文化的学者都要通过教育来学习、不同文化圈的研究机构都要研究的大学问。但philosophia按其文化性质而言，从古希腊到现今，其历史记录的“言”的绝大多数，是欧洲人和欧裔人之言；其所言说之事之理，都属于欧美文化圈内。不“懂”欧美文化的人，是很难“听懂”其理论的。所以，尽管它在现代传播颇广，但它的内容一直是受到文化圈的明确限制的。因而作为文化现象，它仍然应该是属于一种“地方之学”。

    那么，有没有“全球人类”各个文化圈的共同的“哲学”呢？我们应该说，到现在还没有。

    近三、四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自己的哲学之外，虽然也承认有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以及中国哲学，但其中最典型的一种谈论法，有如著名的黑格尔那样，着意抬高欧洲哲学（特别是日耳曼哲学）的地位，而对东方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进行有悖于东方文化事实的贬低。从黑格尔的时代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但一些人仍然坚持，如果谈论“哲学”的话，就必然是要谈论philosopia的历史和思想框架，或者要把各个文化圈的思想硬纳入philosopia的历史和思想框架之中进行谈论，才能算得上是在谈哲学。这显然仍然是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路。

    我们有必要提出哲学的多样性，即哲学也是复数的问题。这是因为：每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反思性的思想”财富即哲学，它们无论从其文化结构，还是从其对自己文化圈的生活世界的功能而言，都应该是具有各自的文化特性的“哲学”。从这个思路来说，哲学应该是多样的。只有承认哲学的复数性，我们才能真正地具有全球的哲学地图和哲学史地图。也就是说，欧洲哲学作为欧洲文化抚育起来的哲学，对欧洲文化具有全部的“精神有效性”，他“在欧洲”的合法性完全可以用欧洲文化的全部事实和思想成果予以“证实”。同样，中国哲学，其他文化圈的哲学例如伊斯兰文化圈的哲学、印度文化圈的哲学，对于自己的文化圈来说，也都应该有同样的文化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从文化哲学的立意出发，探索一条也许有实际解释效用的思路。第一，以文化圈为单元，首先探讨各个文化圈关于生命本体的学说。第二，描述并探讨本文化圈关于生命本体的存在及其持存动力或者演变动力的思想。第三，探讨本文化圈关于生命本体与生活世界发生联系的“发生学”思想。第四，探讨本体在本文化圈的生活世界内的形态化过程中，“文化形态样式”的产生以及诸样式形成为生活世界的框架构造的情况。第五，对本文化圈生活世界的诸样式的生命意义的研究，以及生命意义在诸样式中具体生发为“本体—文化生命”的过程。第六，从对本文化圈的样式的研究，再延伸到对本文化圈的生命的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

    上述各条所涉及到的研究要素，是每个文化圈都具有的。只不过在各个文化圈的“表现”各不相同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以文化哲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多样文化进行基本一致的文化哲学分析和研究。这一点是以欧洲哲学为模仿对象在全球不同文化圈寻求“哲学”的“东施效颦”式的建构所不能达到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