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裁缝”赶上大时代

    六月暑天，77岁的江继明每天都要在“红帮服装研究所”和家之间往返奔波。问他忙什么，他说，保密，“七一”当天才讲。他要准备件大礼物。

    江继明，“红帮裁缝”第六代传人。历史上的“红帮裁缝”因擅长制作西服而驰名，曾经创下中国服装史“五个第一”：第一件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本西服理论著作、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

    江继明也在创造着“第一”：成立全国第一家民办“红帮服装研究所”，注册第一个“红帮传人”商标，第一个把红帮衣钵传给博士、硕士、本科生……他说，自己未必比先师们高明，却实在比他们幸运——正在黑暗里挣扎的时候，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从此，“小裁缝”赶上了大时代，“小手艺”登上了大舞台。

    夜半偷师学徒泪

    （1934—1949年）

    1934年，江继明出生在宁波一个裁缝世家。父亲在他出生前六个月病故，母亲袁志鹤开了一小间香烟店艰难度日。外婆沈杏霞一直做“上门工”替人缝制衣服，收入微薄。

    小继明只读了四年书，13岁因贫失学。

    此时，舅舅袁仁康已入红帮多年，在上海培罗西服店做技师。听说红帮裁缝制衣一件能换一两黄金，小继明便央求舅舅带自己入行。

    舅舅带他来到培罗。老板欺他个头太矮，把学徒期从行规三年延长到四年。学徒生活很苦，做饭、带孩子、做夜工，但江继明最痛苦的是：师傅总是“留一手”，不教他真本事。

    一次，他发现有位师傅西装口袋做得极好，上前请教，被拒。入夜，他偷偷爬起来，将西装口袋拆开细看，再依样缝好。不料转天“诡计”被识破，师傅抓起一把长尺，狠命打来：“小鬼，胆子介大，我缝好的衣裳你也敢拆！”锋利的尺刃砸在手臂上，瞬间一道血印。

    1949年1月，农历大年三十夜，江继明对着孤灯独坐。其他人都睡了，他手拿一件西装，把两个袖筒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白天，他请教一位师傅“怎样做好西装袖子”，师傅只答“要做得像汽车轮胎一样圆”，便再不肯教。倔强的小继明非要看看“汽车轮胎”是怎么个圆法，拆装七次之后，终于明白其间奥妙。放下衣服，雄鸡啼晓声已隐隐传来。

    “党员师傅”四授业

    （1949—1964年）

    1949年5月的一天，解放军进城了。老板早早锁上了店门，谁料一夜平安，官兵们十分和气，住不进屋，吃不扰民。

    江继明发现，不再有人横着眼叫自己“小瘪三”了，代之以“小同志”、“小师傅”。他挺起瘦小的胸膛，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还在市工会担任学习委员，和工友们一起读报纸、抄板报、学政策。“共产党看得起我，我得珍惜。”

    他出师了，依然留在店里，发誓做个出色的“红帮裁缝”。10月1日，毛主席穿着中山装站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欢呼雀跃，深感自豪：1916年，正是红帮裁缝王才运协助孙中山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

    翻身得解放的人们，对服装的要求开始多起来。1956年的一天，一位女顾客找到江继明，要他仿制一件上海著名女装公司鸿翔的新品大衣。

    江继明不会，却不好推，无奈之下，“偷师”之心又起。他请女顾客带自己去鸿翔，装作挑衣服，将那件大衣细看一遍。谁料太过紧张，回店之后，怎么也想不起细节。怎么办？他硬着头皮再赴鸿翔，实话实说，竟意外得到许可。转天还是没把握，只好“三进宫”。这次，大衣的剪裁师孙师傅亲自接待了他，详细讲解后，约他第二天带着报纸来——“只看成衣不好懂，我剪样板给你。”第四次到鸿翔，孙师傅亲手剪了样子送给他。

    江继明感动得连连道谢。

    “你还是谢毛主席，谢社会主义改造吧！”孙师傅告诉他，共产党正推行公私合营，“旧社会的保守习气该扔掉了，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自此，共产党员孙师傅成了江继明的榜样。

    1960年，新中国第一个服装裁剪培训班在上海开班了，120名技师接受培训，江继明也是其中之一。四个月过去，期末考试他名列第一。授课教师之一的红帮第五代传人陆成法对他青眼有加。于是，江继明拜入其门下，成了红帮第六代嫡传弟子。

    这时，舅舅袁仁康已离开上海。1956年秋，中央从上海红帮裁缝中选调12人，赴北京筹建“红都服装店”，专为中央政要、驻外使节等定制服装，袁仁康入选了。他携妻儿来到北京，不久就接到了为周总理出国定制服装的任务。直到多年以后，江继明才从退休的舅舅口中听到了他为总理量体的细节，听说了总理的和蔼和邓大姐的可亲。而为了遵守党的纪律，舅舅一直对领导人的相关数据严格保密，守口如瓶。

    工人写出畅销书

    （1960—1984年）

    1964年，江继明被分配到上海市虹口区商业联校任教。

    他没想到自己仅读了四年书，竟能上讲台。母亲也觉得面上荣光，时常来信叮嘱他，“要有个先生的样子”。妻子傅月美是名纺织工人，四年前与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宁波，为他生了一儿一女。

    他有了更高的目标：“‘红帮’新一代，一定要会裁、会做、会写、会教。”1970年，他开始写书，在上海服装商店青工孙勇的帮助下，昼夜伏案，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

    这本名为《服装裁剪》的书于1970年9月正式出版，大受欢迎，几年内重印16次，发行量超过150万册。江继明感慨万端：“没有共产党，工人还想出书？做梦吧！”

    不久，江继明调回宁波，在市服装鞋帽公司做技术员。“老三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穿衣需求，他设计了大量“时装”。1984年，很多乡镇甚至村里都办起了服装厂，裁缝一下子吃香起来。浙江纺织工业学校筹办服装设计专业，江继明被请回讲台，当上了讲师。

    手艺传给博士生

    （1984—2011年）

    在纺校工作十年后，江继明退休了。看到做衣服越来越依靠机器，“红帮”手艺日渐衰落，他想，红帮文化不能丢，开个研究所吧！可这需要一大笔资金，他一盘算，还得自己赚。

    1994年底，江继明和几位亲友合资办的“金珠鱼肩棉厂”在老家奉化开业了，主营垫肩等服装配件。厂子生意兴隆，“钱比想要的还多”。

    四年后，江继明放弃了工厂，拿出赚来的20万元，办起了“继明红帮服装研究所”。看到老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女儿江燕不忍心，辞掉无线电厂的工作来帮忙。2000年，为了继续赚钱维持研究所，她在苍松路开了家“红帮洋服店”，专做定制服装。

    2003年，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邀请研究所加入学校。事业有了支撑，江继明很快研发出“服装眼形巧板”、“服装打样多线绘图工具”、“服装折纸打样法”等多项国家专利，还为全校学生开课讲“红帮故事”，传授红帮技艺。

    “旧社会的保守习气该扔掉了”，江继明念念不忘当年“党员师傅”的教诲。他在学院的青年教师中仔细考察，收下了拥有博士学位的刘云华、硕士毕业的陈尚斌、戚柏军、卓开霞等多位弟子，2007年，又把研究所正式交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个个是党员，江继明说，这是自己特别要求的，“党员思想境界高”。

    江燕也成了研究所教师，还在宁波大学服装学院讲过课。她擅长用电脑制图，常为电脑和手工的优劣与父亲“辩论”。现在，她和父亲在宁波市繁华地段的锦昌文华小区各买了一套房，哥哥江峰做电器生意，也住在附近。

    舅舅2003年在北京去世，几个孩子都很出息，大儿子袁义达在中科院工作，研究百家姓出了名；二儿子袁建达是中央大报记者，两家人常有联系。

    2009年国庆节前，江继明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去北京录制节目，讲述中国服装60年来的变化。回宁波后，他指导学生为祖国60大寿献了份厚礼——60名学生亲手制作了60款不同年代的代表性服装，象征新中国走过的富强之路。

    现在，党的九十岁生日要到了。江继明说，共产党让他这个“小裁缝”翻身得解放，他感激了一辈子，现在怎么也得献上一份心意。

    “嘴笨，只能用手来表达了。”他笑呵呵地说，目光扫过案头满满当当的服装模型，扫过墙上贴着的红五星招贴画，满含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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