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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水的故事》、《喊过岭的故事》、《海的故事》农村三部曲再到《大劫难》、《岁岁清明》和即将拍摄的《兰亭》抗战三部曲，创作的过程让我走过近代史、走近现代史，深刻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变化中人们对精神力量的强烈需求和生态环境建设中文化的缺失，也让我感到了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
苏叔阳说:这是对中国农村近现代史极其有价值的抒写
我是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很少有机会下到农村。一次意外，让我的精神、情感和身体都极度恶化，于是，我把自己放逐到了农村，心随之安静下来。在真正的东北农村，和老乡一起生活的日子，我融入了农村生活，催生了我的农村生活三部曲。《清水的故事》写了留守儿童的现状，孩子们的爸爸妈妈都到城市去打工赚钱，谁来关心孩子心智的成长？谁来呵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农村女人们挣扎于生活的艰难，纷纷想通过逃避来改变，男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疯狂破坏环境。当剧中的孩子因为污染而孤独地死去，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剧中的残酷;《喊过岭的故事》表现的是富裕后的农村，当人们不再为吃穿发愁后，该怎样享受生活的自由？怎样过有质量的日子？其中关于权力、关于财富、关于老人再婚、关于新的城乡差异都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海的故事》是写一个农村聋哑姑娘的情感生活，通过她追求幸福的艰难过程，思考农村残疾人的生存状况。
因为农村三部曲，我获得了金鸡奖编剧评委会特别奖，这让我诚惶诚恐。其实，我只是想通过农村三部曲告诉人们，幸福不是对物质的热衷，在城乡差异迅速缩小，城乡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农村人缺少的还是安全感，不仅是青年男女们纷纷离开家乡进城务工，而且还有心的疏离，信仰的缺失。农村人渴望回归传统，对基层党组织的依靠仍然是非常强烈。
康健民说:这是民族文化的提升而不是名人文化的总结
走过先辈们的足迹，我经常恍惚，我的脚下埋葬着曾经鲜活的生命，我就踩在他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他们勇敢的牺牲。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张照片，一个怀孕的女人被钉在了木桩上，胸口挂着没有剪断脐带的婴孩儿，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为了这张照片，我走遍了千山万水，寻找关于抗日年代的一切。《大劫难》写了一些小人物的觉醒，看完影片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引领小人物们觉醒的历史。《岁岁清明》写的也是小人物，他们看似柔弱，却是外柔内刚，当平静美好的家园被毁灭，他们会用生命去抗争;接下来的《兰亭》还是小人物，他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奋起抵抗侵略者，用鲜血捍卫着人的尊严。有人说，我的作品不够“重大”，表现形式也不用重大方法，影片中一个明星都没有，甚至演员都是非职业的，这样怎么能够表现出历史的厚重和英雄的大无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正像中国电影家协会康健民书记说的，我的影片是民族文化的提升而不是名人文化的提升。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对强敌的结果，伟人和英雄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不喜欢把伟人偶像化也反对戏说历史，我希望我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抗战史，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成为流动的“9·18纪念馆”，通过影像的传播让今天的人们永远居安思危，不忘奋进。
侯孝贤说:真诚的艺术可以获得永恒
我的电影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所以有人问我，这是不是城市形象的广告植入，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我的艺术电影哪来的生存空间？我告诉有疑问的人们，我所有的电影都没有一秒钟广告植入，我所有的电影在拍摄时甚至没有惊动当地政府。在工业化的快节奏中，在人们使用膨大剂喂养牲畜、使用激素催化鱼的生长时，在影视作品纷纷用视听刺激来吸引人的眼球时，我的电影是娓娓道来的诉说，是逆市场而上的慢节奏，的确引起不少争议。但是用著名台湾导演侯孝贤看完影片所说的：真诚的艺术可以获得永恒。我的作品是真诚的，是深入探究人物心灵的，是让人思考和回味的。为了这些电影，我在深入生活时四次骨折，带着钢托四处奔走，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拍摄上，我和导演肖风都没有拿酬金，作曲刘迈也是无私地奉献。当然，也有人会问我，这样做为什么？我想说，艺术毕竟不是纯粹的商品，它有给人精神给养的任务，艺术应该滋养人心。艺术家的世界观会影响世界。我还想说，中国人除了储备物质还要储备精神，一个民族的灵魂至关重要。
(作者为著名电影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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