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小朋友都给熊猫画上黑色的眼睛,只有你女儿画成红色的,说她她也不听,她不会是色盲吧?”
那一阵子,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安安,陈老师都要向我数落安安的种种不是。一个妈妈听老师说自己的孩子这不行那不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尴尬的时刻了。而我们邻居家的豆豆,和安安一样大的,又在同一个班,人家却弹得一手好古筝,画的国画贴在幼儿园的橱窗里展览……除了豆豆,她们班里其他小朋友看上去也个个精灵古怪,人人都像小神童,唯独我家安安,怎么就连个黑眼睛红眼睛都分不清呢?
我局促不安地站在陈老师面前接受批评,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被校长当场逮了个正着,差一点就要跟她道歉:“对不起,请原谅我生的孩子不够聪明。”自尊心让我没能把这句话说出口,我的眼神却早已出卖了我,谁都能一眼看出我的内心已经稀里哗啦缴了械,而这时,豆豆妈正跟别的家长大声地说她们家豆豆已经认得1500个汉字了。
我匆匆地告诉陈老师我会和安安谈谈,然后再和她沟通,说完我就拉着安安的手仓皇地逃出幼儿园。
安安本来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那一天她却很沉默,低着头,像一朵晒蔫了的牵牛花。想想自己的孩子这么没出息,没有在外人面前给自己挣来面子,我心里本能地升起了怒气。记得她刚出生的时候,我被成为母亲的幸福冲昏了头脑,觉得她就是上帝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无论她聪明还是蠢笨,健康还是残疾,我对她就只有一个字:爱。现在,我心情复杂地发现,在对她的爱里,居然混进了那么一丝丝嫌恶。我为这一丝丝嫌恶之情而心存愧疚,收拾脸上的怒色,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问她怎么了,怎么不爱说话了。
“小朋友们都笑话我。”安安很沮丧地说。
“为什么小朋友们都笑话你呀?”我还是尽量用轻松的语调问她。
“因为我把大熊猫的眼睛画成了红色。可是他们都画成黑色。”
“那你为什么要把大熊猫的眼睛画成红色呀?”
“因为我不喜欢大熊猫的眼睛是黑色的,我希望它能长一双红色的眼睛。”
“哦。”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时拿捏不定,是跟女儿说明,以后听老师的,老师让画成黑色就画成黑色,还是鼓励女儿坚持自己的想法?最后,我还是觉得,把大熊猫的眼睛涂成红色有什么要紧,如果我粗暴地命令她以后要和老师的要求保持一致,那么,也许在无意中扼杀了她的想象力。
于是,我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说:“嗯,大熊猫有双红色的眼睛,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但是安安还是有点忐忑:“可是阿姨和小朋友们都……”
“你要说服他们呀。”我跟她说,“你要站起来,勇敢地把你为什么把大熊猫的眼睛画成红色的告诉阿姨和小朋友们呀,说不定他们就会接受了,说不定他们也会把大熊猫的眼睛想象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呢。”
女儿将信将疑地看我一眼,对这个办法还是有点犹豫,最后,她说:“妈妈去跟他们说。”
我笑着摇摇头,再次紧紧地握一握她的手,说:“没什么好怕的,等明天早晨你一来,就告诉大家,好不好?”
第二天早上,平时安安都是由外公外婆送幼儿园的,但那一天我亲自陪她,一路上都在给她打气。下午,我去接她,问她有没有跟小朋友和阿姨讲。她说讲了。我没有问她讲的细节,结果如何——一个四岁的孩子也许根本无法完整地表达清楚自己的理由——我只是告诉她,勇敢地表达了自己就是胜利。
然而过了些天,陈老师又跟我抱怨,安安的手协调能力不如同龄孩子好,画画的时候总是把颜料涂到框外,她在绘画方面一点也不行。
她的意思很清楚,我不能指望我的女儿有朝一日成为画家,这当然是个令人感到悲哀的结论,像一记闷棍一样向我打来,不过,因为之前我挨的棍子已经够多了,所以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劲儿。我假装镇定地告诉她:“没关系,安安既然没有这个天赋,就不要强迫她。但是请您不要对她讲她不行。她可以成不了一个画家,但是,她不可以从四岁开始,就觉得自己‘不行’,就没有了自信心。”
我的话可能惹恼了陈老师,此后她不再焦灼地盯着安安这个“落后分子”,随便她画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
安安八岁那年,她们学校举行美术展览,是一次命题绘画,题目是“在阳光下成长”。安安画了一大片向日葵,一个小女孩坐在向日葵的花盘上托着腮凝望着远方,有几位花仙子围绕在她的身畔飞来飞去。我不知道她们在美术课上是否观摩过梵高的向日葵,我被那火焰般的向日葵花瓣所打动,纯粹、跳跃的明黄色,像滴下来的阳光一样热烈,可她却在画最后一片花瓣的时候,画上了一条小虫子和一个小小的虫洞。我问她:“为什么要画上一条小虫子,还有虫洞,多不好看。”
“可是植物身上总会有小虫子的。”安安很固执,她不肯把这条小虫子消灭掉。
“没关系的,”她安慰我说,“小虫子只吃掉了一点点花瓣而已,它吃不掉所有花瓣的。”
好吧,那就留着小虫子,留着虫洞吧。一条绿褐色的小虫子,长不到半厘米,虫洞更小,还有着参差不齐的边缘,我很怕她会把涂到虫子身上的褐色不小心涂出了轮廓线,涂到花瓣上,我又怕她在涂花瓣的时候连虫洞都一起涂了,那就分不清什么虫子、花瓣和虫洞了,只会留下脏兮兮的一条褐色的弯曲的粗线。我发现,幼儿园陈老师的那次抱怨——你女儿手的协调性不好,所有小朋友都能把颜料涂在边框内,只有她总是涂到框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居然还没有忘掉,我下意识地怕她把颜色涂到轮廓线之外,不过还好,安安的画笔像机器一样精准,虫子是褐色的,花瓣是黄色的,虫洞是白色的,颜料一点也没有溢出。我似乎有点赌气地看着我脑海里的陈老师:“怎么样?”
这幅画是她们班上唯一被选中去参加展览的,美术老师表扬安安画得富有想象力,颜色涂得均匀、鲜艳。我站在学校橱窗外面,向日葵绚烂的颜色让我眯起双眼。我真是个小气的女人,我又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阴沉沉的下午,我庆幸当时把冲在嘴边的一个词又压回喉咙里,当时我特想骂女儿笨蛋。
故事还没有完。
安安十岁那年,期中考试考了第一名,不过她回家后满脸难过的神色。她说数学老师骂林嫣了,林嫣是她的同桌,数学总也学不好,这次只得了54分。数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她是大力士,因为她把全班同学的平均分一下子拉下来很多。林嫣哭了,她没有去吃午饭。安安偷偷从食堂里给她带出一个烧饼,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她陪林嫣到操场上去走走。林嫣啃着已经变硬的烧饼,一边发愁爸爸来接她该怎么办,因为数学老师已经告诉她了,这次无论如何都会找家长谈,成绩再上不去的话,就建议她转学。
“其实她很努力,她学得可认真了,可她就是考不到高分,这也不能怨她呀。”安安很替林嫣抱不平。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总有一些孩子无论怎么努力也拿不到好分数,可在这个时代,一个学生不够聪明拿不到好成绩那简直是罪过。
“我们数学老师就像我幼儿园的陈老师一样,很喜欢骂人的。”女儿说。
我心里暗暗一惊,我一直以为她那个时候才三、四岁,可能早就忘记了那一段不愉快的时光,没想到那些伤痕都还清晰地刻在她的心上。但纵然有这些新伤旧痕,她不也像一株野地里的向日葵一样,粗枝大叶地长大了吗?那些责骂就像花心里的小虫子,在花瓣上咬出了洞,但不能吃掉所有的花瓣。
“总有一天我要创办一所学校,”女儿突然发狠说道,“只招收那些无论怎么学都考不到高分的学生。我要让他们也能快快乐乐地活着。我要办一个很大的农场,一个很大的牧场,然后,我带领我的学生们在里面种菜,种向日葵,种苹果树,牧羊,就算是学习不好,他们也一样过得很幸福。”
我从来没有夸过女儿优秀,在那一刻,我把她的头揽到怀里,轻轻地拍一拍:“你真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