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与幸福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日报》、《日本经济新闻》的消息，经合组织日前对该组织34个成员国进行了11个大类的综合指标调查，仅就“对生活感到幸福”这一项指数而言，北欧国家的排名整体靠前——90%的丹麦民众对生活感到满意，86%的芬兰民众对生活满意，挪威、瑞士都排在前五。

    如此看来似乎面积小人口少的国家最容易感到幸福。

    比如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这一流行概念的不丹也是典型的“小国寡民”——领土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百万。有专家认为，这些国家的优势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维持相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容易取得共识。在不丹，76%的人信仰佛教，23%的人信仰印度教，大家相安无事。此外，不丹还维持着乡村的生活方式。4500个村庄，平均每个村庄不足160人，这意味着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遭遇各种其他人生的不幸，不丹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信仰共同体中寻找到支撑。

    幸福显然需要付出“代价”。不丹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为了保护环境，政府不惜在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做出让步和限制，以保护其自然美以及子孙后代的权利,例如严格限制旅游发展，禁止使用塑料袋，禁止出售烟草，用税收手段鼓励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和进口。为保护森林资源，政府广辟国家公园，将至少60%的国土列为森林保护地。还有文化保护。政府不仅采取措施保持不丹传统文化，而且努力提倡良好的价值观念，比如实现家庭、工作、休闲的和谐平衡。他们没有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各种城市病，也没有感受到更多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焦虑。 

    还有丹麦。这是一个仅有3094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530多万人口的小国家。不错,它是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丹麦人的平均寿命很长，每个社会成员在文化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率非常高，但独特的价值观显然更重要——比如丹麦人的自行车生存方式。这种环保的交通工具，遍布丹麦街头，每个人都有自行车，每个家庭可能会有七八辆自行车。骑车去郊外野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哥本哈根原来是丹麦交通最繁忙的城市，但现在自行车公路代替了许多汽车车道。碳排放降低了，城市生活也因此获益，马路不再拥堵，到处可见骑着自行车飞一样掠过的身影，而且不用担心骑车者的安全。

    我们中国人也曾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一群，在孔子的描述中，尧天舜日的时代，有着上万个玉帛小国，大家遵守简单的礼制，实行的是禅让制，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只是从炎黄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兼并、资源掠夺和战争才多了起来，才有了礼乐坏崩后的尚武好战之风。即使如此，由于强大的农业文明，广大的农村也曾有着令人羡慕的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态。

    如今各国的大城市几乎都可以用“人口巨型高密度”来概括。好像没有人能挡得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而正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感受不到任何幸福。城市化并没有错，只是传统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而现代社会的通讯、交通日益发达，早已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聚集”完全可以是跨区域的，为什么不能实行“乡村生活城市化”？城市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完全可以在农村得到普及。

    随着不丹模式的成功，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关心起“幸福”这件事。其实从古至今，幸福都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生的目标和责任是什么？这就是自我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法国1793年的宪法也标榜“社会的目标是普遍幸福”。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要将国民福利作为一项衡量整个国家发展的标准。在英国，首相的战略研究机构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将幸福指标纳入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同时卡梅伦首相宣称“我们应当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在人民的口袋里放更多的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的心中有更多的欢乐”。

    可是如何才能幸福？虽然幸福这个字眼总是和每个人的主观感受相关，而主观的幸福感受并不能完全通过各种指数得到反映，但如果缺乏一些必要的保障，幸福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政府管理能力、环境适宜度、健康、安全感都是衡量幸福的重要指标，而大城市显然无法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环境适宜度，也加大了政府的管理难度，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无法估量，而安全感更是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也许是一个巨大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