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逝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六十年前小学毕业前夕,就读过朱自清先生这篇名作;一九三八年入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堂上,居然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真是乐何如之!

    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的三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鲁迅的学生魏建功讲《狂人日记》,还有罗常培、唐兰等教授也都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先生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写出了人民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捻捻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须,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陈梦家讲《论语》,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上都说了。”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五十年后,我把《诗经》三百零五篇,《古诗十九首》,《唐诗》一百五十首,《宋词》一百五十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一百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大学时代教我《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教《宋词》、《元曲》的浦江清先生等,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了。

    记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1939年8月2日在昆中北院做过一次学术讲演。他的头发胡须都长,有个哲学系的同学写了张大字报,慨叹昆明的理发匠要失业了。冯先生讲的是《中和之道》。他说:“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其实吃三碗才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过,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冯先生这番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本来少年气盛,争强好胜,这时才明白:尽其所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实现自己的价值,才是做人之道。

    我在联大读外文系,教“大一英文”的,上学期是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下学期是钱锺书先生。叶先生在欧美留学时,得到英国桂冠诗人艾略特(钱先生译为爱利恶德)、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赏识,自恃很高。二十几岁回国,他就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对才华超过他的钱先生,他当时就挖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他对学生很严,上课不太讲解,但讲词汇的用法,却很精彩。他讲赛珍珠《荒凉的春天》时,物理系学生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宙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叶先生考试也很严,分数给得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五个句子,口答五个问题,还要写篇英文短文;结果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别的组却有八九十分的。

    钱锺书先生教我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刚从牛津回国。他在清华时上课不听讲,而考试总是第一的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广,使我误以为天才是不用功就可以出成果的。《大一英文》是陈福田先生编选的教材。钱先生1939年4月3日讲的一课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他讲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善任”。他还讲过一课《自由与纪律》,大意是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坏事,就要受到纪律制裁。这使我对“自由”的了解更深入了一步。六月十二日考试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和叶先生比起来,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更重深度,叶更重速度。（作者系西南联大1943届外文系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