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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弱弱地问一句,朝柱老师,您收徒弟吗?”
5月23日,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全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现场,女作家徐坤向主席台上的著名编剧王朝柱这般发问。
徐坤的理由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一向被视为男性作家的“天下”,她期待有所突破,加入这个创作队伍,所以当众提出向王朝柱“取经”。在不少作家眼里,这个类型的创作充满“诱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作家、艺术家充分挖掘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创作出了许多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标识和情感记忆,对几代人的成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上洋在给研讨会发来的贺信中说。
“以革命领袖人物的重要经历与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后,在30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繁荣中最耀眼的风景线和新的生长点之一。”文艺评论家、重大革命与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李准总结道。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回望这些创作,李准发现它们具备如下优势:真实地全面地再现革命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象地还原革命历史的本来面貌;深入揭示和弘扬革命传统精神,在为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成功为我国文艺繁荣增添了新的亮点和制高点;优秀重大题材影视剧对真正史诗品格的不懈追求,引领了我国大片发展的健康方向。
李准指出,在新形势下,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面临新挑战,他寄语在场作家“用创造性劳动去创造新的辉煌”。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曾创作了《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等小说,他也认为,就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而言,“现在还不是开表彰会的时候。”
唤醒被遗忘的历史信息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重新认识历史、深入发掘历史、丰富再现历史方面,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文学评论家朱向前说。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吴秉杰认为,在进行“史料写作”的同时,有必要开展“民间记忆写作”。他说,对于革命历史,民间有丰富的资源,需要作家用心去发现、去记录,获得创作的灵感。
“民间记忆写作”是真实还原历史的有效方式。在朱向前看来,找出真相,说出真话,还并不等于文学。
同样,吴秉杰欣赏通过个体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革命历史的进程,因为这样的写作“自然地克服了那种单向度的简单化的表达,也符合‘从特殊中见一般’的创作方法。”
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与阐释,唤醒被遗忘的历史信息,不仅需要作家有耐心,还需要作家坚守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用王朝柱的创作经验来说,就是“要按艺术规律办事”。
把小说往“小”处写
青年女作家魏微还没有涉足过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但在她的印象里,这类作品显得太像“小说”了。
“开篇就是那种全景式的描写,场面很大,几代人的命运,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跨度,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跌宕起伏的情节,大喜大悲的情感……显得很刻意、很设置。”魏微说。根据她的阅读经验,这样的结果是十部小说有十部小说的情节,但十部小说其实只是一部小说,因为“个性不足”。
她认为,文学的魅力体现在“小”的方面,体现在细节上,她提倡把小说往“小”处写。
小说《潜伏》、《借枪》的作者龙一也建议,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应深入研究作品所处时代的生活细节,包括衣食住行、品味时尚、思想潮流和文艺风尚等,因为“对生活细节掌握得越丰富,作品中的人物也就越丰满,事件和人物的行为也就越有生活气息,同时作品的厚重度与思想深度也常常由此生发出来。”
作家张品成认为好的细节酝酿在日常生活中。他认为,革命时期不完全是打仗,红军也有其日常的生活状态,但至今几乎没有文学作品以红军的日常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
“我总觉得当代的小说太流于空泛,越是大的题材越流于空泛,我想原因就是太有野心了,太直奔主题了,一落笔就是写名著的架子,还有就是太主流了,没有自己的眼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与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魏微期待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能走出这样的误区。
为时代注入“精神钙质”
“哎呀嘞,苏区干部是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在研讨会上,轮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剑龙发言,他扯开嗓子唱起这首经典红歌《苏区干部好作风》。
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朴实,但至今唱起来还令他感动,“因为有精神的东西在里边。”
在对当前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进行梳理时,他和自己的博士生王童发现这些创作在影视改编的影响下,不仅在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而且少了经典化的叙述和精神境界的超越。
这个话题李准在发言时也有涉及:“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要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重新发掘革命先烈为美好理想和信仰而献身的精神向度,这也是此类题材创作得以进一步提升所不可或缺的。”
王朝柱在谈到创作经验时,不仅提到了“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和“要有唯物史观”,还指出：“一个民族不热爱自己的历史和英雄,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军旅作家曾凡华发现,现在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由于强调了戏剧冲突,从而使观众被牵制、被诱惑,满足于一般的平庸情节之中,“这种审美层次的退化,间接影响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深度创作。”
文艺评论家范咏戈认为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亲历型”的,现在的作家是“感受型”的,他期待后者能实现整体性超越,其中就包括文学深度的超越。
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赖大仁认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融入精神和信仰的“钙质”,以此来解决“为什么写”的问题,“只有把‘健康’、‘营养’都融入了创作,‘身心’才能强健起来。”
“身心”都强健了,才有可能实现吴秉杰的期望:“我们的作家需要写出《静静的顿河》这样伟大的作品,使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成为世界战争文学的重要部分。”
本报记者 王国平 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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