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来龙去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但是他也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202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总的来看，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党内运用比较广泛。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才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此后一个时期中使用较少？

    党的七大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开始同时使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审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改动虽然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但此后大致三十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文件等，都很少再见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而多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

    关于较少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原因，有些学者做过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外部原因的影响造成的”。具体来说就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可能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容易被误解为所谓民族主义倾向，而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的问题，所以在提法上作了改变。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苏共中央曾点名对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进行指责。面对苏共的攻击，毛泽东曾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马列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提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一样。比如拿树来作比喻，一棵树同一棵树，它的根本一样，枝叶总是不同的。杨柳跟松柏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特点？总有些不同。而且同是杨柳，这一棵同那一棵总有点不同。”这说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动，但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认为“中国化”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是同一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什么时候再次被广泛运用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开始广泛传播开来。

    改革开放后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是学术理论界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有些学者重新引用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关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或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如1981年8月20日《解放日报》刊载的文章中就引用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所说的“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1982年1月8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也引用了刘少奇“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有“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把它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的论断，等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开始被广泛运用。1993年和1998年我国先后召开了“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评析座谈会”和“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在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著作中，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题也逐渐增多。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9年1月，尉健行同志代表中央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文章或讲话之中，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热点。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