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住、行、学”供给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而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这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如何扩大消费供给,从而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货币供应机制及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研究》首席专家王国刚研究员。

    记者: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提了多年的一个大政方针。在您看来,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哪些方面?

    王国刚:我认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

    内需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面。鉴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且易引发经济过热,在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多数人直观地认为应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然而,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扩大消费为重心的政策,但GDP中消费率仍从2000年的62.3%降低到2009年的48%。分析表明,GDP中消费率的降低并不是由政府消费和城乡居民日常消费减少引致的。这是为什么?解开这一谜团,需要进一步细分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结构和趋势。

    城乡居民消费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两大类。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支出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2000年我国实现温饱型小康,意味着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已经吃穿不愁,要继续通过扩大“吃、穿、用”的需求促进消费率提高是相当困难的。

    与1993年相比,我国2008年的GDP(按照现行价计算)提高了7.51倍,但同期城镇居民“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支出仅增加了2.96倍,虽然“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了8.77倍,可依然不能抵补“吃、穿、用”占GDP比重的降低。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吃、穿、用”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因此,消费率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正是居民消费中用于“住、行、学”方面的支出增长过慢。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而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即“住、行、学”等方面的供给严重不足。要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必须着力解决“住、行、学”的供给问题。与“吃、穿、用”的绝大多数产品来源于工业生产不同,“住、行、学”中的主要产品主要通过消费性投资形成,即通过投资将工业经济中提供的各种建材、设备和技术等集成为满足“住、行、学”消费所需要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消费性投资严重不足,是引致“住、行、学”供给产品短缺的根本成因,因此,扩大内需的重心应是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

    记者:看得出来,在您眼里,扩大“住、行、学”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您认为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什么重要意义?

    王国刚:在近15年的历史中,中国已三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具体落实中必然要求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为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需要密切关注消费结构的变化,按照消费结构的变化展开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住、行、学”供给短缺,既是在目前条件下调整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方向。只要这类消费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就尚未到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它不应当也不可能在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增长率大幅降低)的条件下展开,由此,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本质上是由什么决定的?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本质上是由产品的供求缺口决定的。从供求关系上看,一种产品的供不应求规模和程度决定了这种产品生产扩大的可能空间。供不应求的规模越大、空间越大则这种产品生产能力扩大的可能空间越大。在产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条件下,这种产品生产增长的空间趋于零。如上所述,在“住、行、学”方面,中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同时,在消费结构调整过程中,城乡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支出不论是绝对额还是比重都将远远大于“吃、穿、用”。就消费需求而言,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吃、穿、用”拉动的话,那么,在今后的30-50年间,“住、行、学”短缺状况的解决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持久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中国各项经济政策的重心。如果说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抓手”,在过去60年间侧重于“吃、穿、用”方面的话,那么,在实现了温饱型小康之后,在推进全面小康过程中,积极解决“住、行、学”短缺问题就成为基本的政策“抓手”。这对于我们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特殊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解决“住、行、学”等供给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建设过程。如果说1950-2000年的50年间中国主要是通过工业化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在此后的时间内,在积极推进“住、行、学”短缺格局改变的过程中,中国将更多地通过城镇化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相得益彰机制,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较快地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

    记者:既然目前我国在“住、行、学”供给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王国刚:解决“住、行、学”供给不足,我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消费性投资增长率。就长远发展而言,扩大内需的重心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但当前应当区分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有效调控生产性投资,适度放松对消费性投资的调控力度,努力使各项消费性投资增长率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二是加快城镇经济产业化。在城镇化过程中,教育经济、文化(包括影视、娱乐等)经济、医疗保健经济、养老经济、旅游经济、总部经济、设计研发经济、房地产经济、物流航运经济、金融经济、商业经济和会展经济等将成为城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应采取措施加快其发展。三是发展中心城市经济圈。中国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不仅将引致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还将引致城市管理体制机制、行政区划关系、经济区域关系、相关政策制度等的深度调整。发展中心城市经济圈是一个有利于协调各种矛盾的重要机制,其关键是通过交通建设(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打造1小时经济圈,以便捷的方式满足工薪阶层上下班和“住、行、学”等方面的需求。四是鼓励民营经济投资城镇化建设。建立“住、行、学”的多层次多元化服务体系,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仅仅囿于国有经济部门,难以充分满足需求,需要发挥民营经济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由于大多数城市经济产业的单个项目资金投入量较低,只要制度有保障,民营经济比较容易进入。五是推动金融业转型升级。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金融服务的原有功能将继续发挥，但直接服务于居民理财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将明显增加。同时，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差异化将成为金融创新的重心，而金融监管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也需要适应这种差异化的发展。（本报记者 肖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