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我成功地考上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文学院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学习中文?当年,我的祖国南斯拉夫还没有解体,跟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中国的商人、企业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市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学习中文的人的确很少。因为中国,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南斯拉夫青年来讲太遥远了!
高考之前,我爸爸妈妈一直有他们的想法:爸爸希望我学习英语,因为在英国有亲戚,每年暑假都可以去那里实习。妈妈自小就有一个当医生的梦想,没有实现,所以她希望我上医学院。听完父母的想法,我考虑后说:医学我绝不学,见血我就晕;英语我觉得也不行,因为我想象不到自己在一个西方国家的生活。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在法国、英国居住已经二、三十年了,我感觉他们的那种生活对我不适合。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讲,我选择学习中文,可能跟我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
我生长在原南斯拉夫联盟、目前属波黑国家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格拉莫齐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爸爸、妈妈都没有上过大学,爸爸是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妈妈则因为姥爷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大学。因此爸爸发誓: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他经常给我们买很多儿童读物,普及我们的课外知识。
我记得,还没有上学我就能够准确地回答我国各共和国的省城、邻国的首都,以及跟南斯拉夫关系友好国家的首都。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了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她的首都是北京。从记事起,我便知道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是我们的兄弟。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一部中国电影,名字我忘了,但是漂亮的服装、房子和发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这部电影讲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国。虽然我的成长跟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喜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
大学生活刚刚开始,我的困难就来了,让我天天头疼的就是我们的教材都是英文讲解,可我从小学的就是俄语!当时要找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并不容易,找到辞典就更难了。怎么办?好在德拉甘娜老师看出了我的苦恼,她主动把生词给我们译成塞尔维亚语,并经常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每个词的意思。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的中文学习有了很大进步。那时每一篇课文对我来讲都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有意思,它给我讲述遥远的中国人的故事,讲述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留学生生活。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一篇课文,讲的是北京香山的红叶。哎呀,听着老师的讲解,我的心马上飞到了香山,我的眼睛看到了红叶,鼻子闻到了香山的香味。我真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中国,去看看香山的红叶、吐鲁番的葡萄干、上海的黄浦江,以及中国的全部。
大学四年级读完后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在四川大学留学一年。那一年我学会了很多,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我们的中国老师常常带我们到家里吃饭,带我们去公园,给我们讲很多故事,教我们怎么做中国的饭菜。
我在川大的那一年,是我们国内战争最激烈的一年,我的心情十分低落。我记得1994年的3月,由于过度为家人担心,我终于病倒了。很多中国同学、朋友都来看我,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我永远都忘不了,她来到我的房间,给我带来一些中药,告诉我她从小就知道南斯拉夫,看过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聊着聊着,我感到她怎么这么亲,好像是我的亲姐姐一样。不知不觉开始向她倾诉我对家人的担忧。她听着听着,满脸都是泪,难受地说:“我理解,我也有弟弟!”
正是因为她的这句话,因为她和我的所有中国朋友,我更加爱上了中国。我由衷地感到,我学习中文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学习一种外语最重要的不是你学会了多少单词,而是你能否与那个国家的人用心去沟通。如果只是单纯掌握词汇,翻译便很难准确。比如:“你吃饭了吗?”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欧洲人都会想:“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他们不会认为这仅是一个简单的问候。
今天的我是一个“北京的老外”,已经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多年。从开始学习中文已经有22年,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中文还是会犯错误,比如把“俚语”说成“鲤鱼”。没有办法,中文太难了,特别是声调。幸亏,我家里有一位中文老师,那就是我的女儿。她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中国,那时她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是跟中国的孩子们一起玩,一起学习,她的汉语水平早已超过了我。
我们回国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会问我:“你为什么让孩子从小就那么辛苦?学习中文对一个孩子来讲真是太难!”我的回答是:“她长大了,流利的中文对她自己,对于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都大有好处。”
(本文作者塔尼亚·索尔达特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塞语部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