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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5月10日 星期二

    语言巴别塔溯源

    作者: 《光明日报》( 2011年05月10日 12版)
    插图绘制:朱江
    语言演化图:颜色越深,音素越少

        汉语、英语、非洲土语……语言为何这样缤纷多彩?它们是同一个起源,还是独立起源?《圣经》里这样解释:世上原本只有一种语言——亚当语。有一天,巴比伦地区的人们想建造一座通天高塔重回天堂。为了破坏人类这胆大妄为的举动,上帝一夜之间让语言变得五花八门。人们再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误解、分歧使大家终日吵吵闹闹,建塔计划因此失败。后来,人们把这座塔叫做巴别(变乱)塔。

        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假设。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新西兰科学家的最新假设——

        假设:人类语言起源于非洲

        音素是构成语言音节的最小单位或最小的片段。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心理学系资深讲师昆廷·阿特金森博士以一种文明年代越久远、其语言音素越多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借助马普学会绘制的《世界语言结构图集》,分析了全球504种语言。他发现: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比如,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约45个。

        这一分布规律与人类遗传多样性的分布规律类似。以前的研究发现,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在非洲最高,然后缓慢衰减。阿特金森认为:这一“类似”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现代人类语言起源于非洲的有力证据。

        研究人员随后建立了新的数学模型,并用一种概率统计法,依照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重新绘制印欧语系语言发展图谱,发现印欧语系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分化扩散,远早于一些历史语言学家推测的年代。

        阿特金森的发现与其他关于语言起源的证据也是吻合的。在根据人类粒线体DNA绘制的基因谱系树中,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是最早的分支。他们的语言属于一个名叫科伊桑语的语系,其中包含许多吸气音,这是最古老语言的一个特征。布须曼人生活在南部非洲,那里也是阿特金森通过计算证明的语言发源地。不过他说,科伊桑语是不是最接近人类祖先使用的某种语言,“不是我的方法能够证明的”。

        阿特金森推断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也就是说,人类语言具有相同的“籍贯”,而不是独立产生。时间大约就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

        语言为何进化得如此多样

        阿特金森猜测,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时,带走了部分音素。他认为,一种语言音素数量关联人类扩散至那一地区的时间:年代越早,音素越多。

        语言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会发生改变。在人口众多的族群中,语言倾向于保持稳定。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更多的人能记住上一辈说话的方式。然而在规模较小的族群中,比如探索新栖息地的分支派别,语言有可能更快的发生变化,在世代交替中有些音素将流失。

        英国雷丁大学进化生物学家马克·佩格尔教授指出:同样的效应也表现在DNA的演变之中;现代非洲人的基因多样性远胜于欧洲白人,而后者是7万年前迁离非洲的较小分支族群的后裔。

        事实上,早在七年前,阿特金森就与本系心理语言学家罗素·格雷教授合作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演化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几乎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是来自8000多年前在土耳其中部安那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农民所使用的赫梯语。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印欧语系的大部份语言起源于一种单一的远古语言,但对于该远古语言起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阿特金森和格雷通过构造一棵印欧语系“进化树”,分析了87种现存的和失传的语言,从各种不同的语言中查找意思相同或是相关的词汇编成组。他们的方法不是分析各语言的总语库,而是通过选择出在各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200个词汇的词表来进行比较,如:“I(我)”、“hunt(打猎)”、“sky(天)”等。对于语言演化来说,词汇的研究比语法的研究更有意义,因为不同语言完全可能独立地发展出相同的句法结构。研究结果与很多已知的关于语言发展的理论吻合。如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是姊妹语言;它们与法语和德语是堂兄弟关系,而与英语又是表兄弟关系,等等。随后,阿特金森和格雷又使用严密的计算机程序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证明:在距今7800至9800年前,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为发展农业,带来了印欧语系的语言。

        对结论不同的看法

        对于阿特金森和格雷关于印欧语言演化的结论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古典学家马伽里特·费克尔伯格教授长期以来就喜好安纳托利亚假设,他认为该结论几乎就是远古真实的再现。

        但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历史语言学家阿普里尔·麦克马洪教授就提出质疑:在语言中存在很多词汇陷阱,如在英语中的“skirt(女裙)”来自维京人(古代北欧人),而"shirt"才是原初的词汇;因此语言学家们必须小心地避免这些陷阱,否则将会影响到以后的分析和研究。“语言学家们经常会提出一些大胆的假设,但他们在证明自己的假说方面做的很糟糕。”她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基因学家大卫·希尔斯博士认为: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确实可以互相学习,“在像人类语言和生命体这样的复杂系统中,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基本的演化规律。”

        对于阿特金森关于语言演化的结论,中国语言学家和数学家周海中教授认为:解决语言演化问题的难度不亚于破解物种演化之谜的难度;因为语言演化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人类心智发展和社会文化演化的结果;语言的变迁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变化的复杂性。阿特金森关于语言演化的研究方法新颖巧妙;他看待语言演化的视角也是新颖的、有创见性的;其研究之所以有成,部分得力于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不可或缺的支援。“阿特金森的这一重大成果无疑将对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说。(特约撰稿人 来文)

        ■历史引导语言发展

        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但语言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是如此困难,以至于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发表通告,禁止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话题,因为“纯属浪费时间”。

        近20多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的进展,各个学科互相渗透,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断改进,科学家们提出了更多假说。

        最近,荷兰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邓恩和莱文森发现,语言的演化跟人脑中的语言处理部分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跟这种语言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这推翻了以前人们的惯有看法——所有语言的词序发展有普遍法则。

        语言学家们试图了解为何人类的语言如此多样化,以及哪些条件限制语言的发展。因此他们着手寻找语言结构中那些循环往复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往往是这一语言的代表。

        他们分析了来自四大语系的301种语言,考察语句中不同成分的位置是否影响句子的其他部分。例如,若动词在宾语之前,那么介词是否就会自然地位于名词之前?许多语言中都有类似的规律,但这是否是语言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发现,不同语系的语言经历着不同的发展过程,”邓恩说。“语言的演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任何两种语言,词序规律都多少有差别。”

        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所有语言都有共同点,因为人类都有内在的语言处理能力。80年代初,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这一概念:认为普遍语法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是人类特有的语言知识体系。而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格林柏格却认为,由基因决定的普遍语法并不存在,不同语系具有的只是“普遍词序”而已,人脑中的语言处理机制决定了词序和句子结构。

        邓恩等人的最新发现却否定了以上二者的看法。“我们认为,是文化演化而不是普遍因素,对语言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语言结构与生物学因素并无很大关系,语言是通过传承而发展的。”莱文森说。

        (丁丁/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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