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凡》略论

    天启癸亥（1623年）季夏，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著成《西学凡》。在晚明耶稣会士的著作群中，《西学凡》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其间实有诸多问题值得讨论。

    《西学凡》一书，是艾儒略关于欧洲大学教育的概说。“凡也者，举其槩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说：“（是书）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哑者，理科也；黙第济纳者，医科也；勒斯义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其内容大致如是，而关于《西学凡》本身，我们以为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与高一志同时，在中国首次提出“西学”概念。“西学”一词，与“中学”相对，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西学”一词何时提出？戚其章在《晚清史治要》中说：“‘西学’一词最早明确提出，是在1861年，冯桂芬《采西学议》，提出学习西学的次序是‘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考诸《西学凡》之名，这一说法当然是有误的。据法国学者梅谦立《理论哲学和修辞哲学的两个不同对话模式》，在中国，第一位以“西学”一词称呼西方学问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高一志约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曾著《西学》一文，介绍欧洲的教育体系和它背后的西方认识论。文章写成后，因“南京教难”发生，高一志被抓入狱，遣返到澳门，故《西学》一文一直没有正式发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高一志在澳门刊印《幼童教育》，把《西学》原稿收入《童幼教育》下卷。天启四年（1624年）年，高一志重返中国内地，《童幼教育》一书也随之传入。因此，高一志可谓最早以“西学”一词概言西方学问的传教士。在《西学》一文的序言中，高一志提到，有一位“同志”已经出版了相似的书。这位“同志”就是艾儒略。可以推论，两人曾就相关议题进行过讨论。艾儒略的《西学凡》出版于天启三年，比《童幼教育》传入内地要早一年。虽然目前还不能明确谁先谁后，但是可以说艾儒略与高一志两人提出“西学”这一概念时几乎是同时。

    其二，在中国首次导入西方知识分类体系。中国古代，有两大知识分类体系。一是四库分类法，也就是经史子集。一是考据、辞章、义理（曾国藩后来加上“经济”）。《西学凡》却在中国首次引入新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文科着重语言与文艺，“大都归于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自撰文章议论。又附有交接进退之规，有拊奏之乐，又合节之舞，有书数之奥、赞经之咏。”理科，即哲学，包括逻辑、物理、形上学、数学、伦理学共五个分科，逻辑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物理学、数学、形上学是理论科学的三个分支，伦理学属于实用科学，艾儒略称之为“修齐治平”之学，其间实包括有伦理本位的政治学，故讲究“区别众政之品节，择贤长民，铨叙流品，考复政事，而使正者显，庸邪者迸弃，所以治天下也”。医科（医学）、法科（世俗法）、教科（教规法）、道科（神学）都是分门别类的专门知识学科。对于这些学科，艾儒略总称之为“西学”。虽然，艾儒略所谓的“西学”是欧洲大学的知识体系，但也大致接近于西方学术的知识体系。知识转型与知识建构是当前学术界极为关怀的大议题，在近代中国，传统社会的蜕变，其中心线索之一，就是传统“学问”观念被近代“知识”观念所取代，及至重新建立新的知识秩序。虽然《西学凡》所介绍的西方知识分类体系未能得到明末清初士人的回应，但在研究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过程中，艾儒略的《西学凡》以及高一志的《西学》显然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西学凡》所表述的“西学”一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综合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概念。如果旁参高一志的《西学》以及他在山西传教期间完成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西学修身》、《西学齐家》等著作，大致可以断定，明清间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学，绝非如传统史论所言，只是天主教神学以及格致之学。对于这一批遗产，还需进行更细致的清理。

    其三，在中国首次介绍了西方大学先博雅后专业的教育学程。《四库全书总目》介绍《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其论甚为准确。艾儒略述曰：西方大学学程，“先以文辟诸学之大路”，即以文科为第一台阶。文科学习的内容包括经典、历史、文学、写作以及社交礼仪、音乐、舞蹈、数学、赞经。其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基本人文素养和能力。艾儒略特别提到，文科学成后，要经过三道考试，先“试其文笔”，次“试其议论”，再次“至公所主试者之前诵说之，或登高座与诸智者辩论焉”以及演讲或辩论。这些程序的设计，是对学生文科综合能力的全面检验。“文学已成，即考取之，使进于理学”。理学即哲学，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培养和训练。哲学学习需要三到四年时间，第一年学习逻辑学，第二年学习物理学，第三年学习形上学，第四年学习几何之学以及伦理学。只有完成了理科的学习，方进入医、法、教、道科的专业学习。艾儒略所说的文科和理科，实际上是今日学程中的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惟其设计更为广阔，更富深意。他所介绍的先博雅后专业的教育学程，其传统在西方一直得到延续，亦正为中国今日的教育改革所参用。在近四百年后重温艾儒略的《西学凡》，从中发掘课程教改的意义，显然也是还有文章可做。

    其四，融合中西文化，努力采用中国式的语言。为了使中国士大夫能接受《西学凡》所介绍的新的知识门类，艾儒略融合中西文化，努力采用中国式的语言。Philosophia今译哲学，高一志在《西学》中，称它为“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四字，显然来源于程朱。艾儒略则进一步，把Philosophia释为“理学”，更称“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和高一志比较，艾儒略把“哲学”译为“理学”、“义理之大学”，虽然同为中国士大夫熟知的概念，但更接近哲学形上的学术特质。在介绍文科考试中“试其议论”环节时，艾儒略言：议论之法约有五端，“五者之中，又以实理为主，以致于用，决可见诸行事”，“不徒浮言散于空中而已”。这又是晚明士大夫喜闻乐见的语言。耶稣会士来华时，晚明思想界正兴起蓬勃实学思潮，以实理实行批判王学末流的空谈性理，耶稣会士敏锐地把握这一思想界的动向，突出实理、致用，因而易为士大夫所接受和欢迎。在《西学凡》篇末，艾儒略言：“旅人九万里远来，愿将以前诸论与同志繙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更将英年美质之士，乘童心之未泪，即逐岁相因而习之。始之以不空疏之见，继加循序递进之功。洞彻本原，阐发自广，渐使东海西海群圣之学，一脉融通。”这段话中的“东海西海”一语，也富于极强的时代感。盖“东海西海”一语，陆九渊最先言之，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葛兆光指出：陆九渊的这段话，重心放在“心”与“理”上。其意在于强调“心”和“理”的超越性——超越时空，超越古今，超越东海西海的真理境界。晚明耶稣会士来华，士大夫从耶稣会士带来的科技和天主教中发现了另一文明世界的存在。他们没有像清人那样，用“中学西源”来解说中西文化的关系，而是借助于“东海西海”之说来接受西学和理解西学。许胥臣在《西学凡引》中称，《西学凡》实与儒学的“格物”实学有共通之处，曰：“读其凡，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诣有归，恍然悟吾儒格物远非汗漫，致知必不空疏，而格致果跻治平，治平必肇端于格致也。……而近儒超捷高妙之音，果能试之有效，而推之东海西海而准否耶？”这是用“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普遍主义来批判王门后学的空疏。又言：“西国书言，大抵千里一译，距我中华，虽心同理同，而语言文字，别有天地。”艾儒略也借用正在士大夫中流行的“东海西海”观念，表述“渐使东海西海群圣之学，一脉融通”的意愿，由此形成耶稣会士和明季士大夫相与呼应的文化思潮。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