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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慈善既是规范、透明、公正的，也一定是高调、个性、多样化的。
●慈善是一种社会修养，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建设，提倡的是以善促善。
●如果不允许一个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一味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极端的、恶的心态去猜想他、压制他，是非常可怕的，是对善的摧毁。
●这次陈光标遭受质疑，很多与之相关的慈善机构没有及时出面说明事实，这很不正常，也很不规范。
——王振耀
4月26日,陈光标无缘“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中国首善”称号花落别家。就在此前3天,两家媒体质疑其“捐款掺水”,迅速引发争议。镜头拉回三年前:2008年汶川地震后,亲赴灾区捐赠救灾,当选全国抗震救灾模范;10年来慈善捐赠累计突破8.1亿元,被称为“中国首善”;2010年,成为中国响应“裸捐”第一人;2011年3月,组织12人的慈善团队赴日地震灾区救援……回顾近年来陈光标慈善路途中的每个节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个人的成败得失、真伪高下,更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如何良性发展的沉重叩问。在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看来,中国要走上“现代慈善”的良性发展之路,观念的转变、心态的准备、组织的成长,都亟须跟进。
现代慈善一定是高调的、个性的,不能停留在“自做自知”的传统阶段
记者:很多人认为,陈光标此次遭受质疑,最主要的诱因是他平素捐赠与劝捐的“高调”。您如何看待他的“高调慈善”?
王振耀: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震动。我没有想到,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现代慈善制度如此缺乏理解和思想准备。现代慈善既是规范、透明、公正的,也一定是高调、个性、多样化的。就此看来,中国走向现代慈善制度,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高调慈善,我在美国求学时就深有体会——平时总受到各种各样的公开劝捐,教会时常来找你,各种税收政策也给你压力等等。体制时刻引导你行善,社会舆论时刻催促你行善。而在国内,大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也没有做好被“劝捐”的准备。大家都说陈光标高调,我想问,他的“调门”和比尔·盖茨比,高了多少呢?盖茨在美国大张旗鼓向40位巨富挑战,要他们签下“裸捐”承诺,还把慈善晚宴开到了中国、印度,甚至欧洲。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中国企业家身上,大家又会怎么看他?
所以说,中国对现代慈善的制度设计和深层文化还缺乏理解。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慈善观念上——小额慈善、低调慈善、大众化的、排斥个性的慈善。但这样怎么能推动慈善前进呢?不能再默默地、像做亏心事一样地捐款了!这样做慈善,势必做不大,既给不了捐赠者精神回报,更产生不了广泛的带动效应。
记者:可是现在有一种观点:企业家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就是最大的慈善。这个论调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富豪心中是有市场的。
王振耀:这完全是混淆概念,与慈善的本意偏离甚远。做好企业,标志是赚钱,而做慈善的标志是给予,两者怎么能画上等号呢?做好企业,为社会创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这是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应尽的义务,离慈善还很远。如果真的“做好企业就是最大的慈善”,那么盖茨为做慈善放弃了企业,岂不是犯了背叛慈善的罪?
企业家们必须明白:通过正当途径赚钱是合理的,也是做好慈善的前提和基础,但不能以此代替慈善,甚至否定其他慈善行为。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卡内基家族等,都是既做好了企业,又热衷于建基金会、做慈善,这是两回事,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能相互取代。
对待慈善家不能像质问考了95分的孩子——为什么那5分没拿到呀?要看到他为95分付出的努力
记者:陈光标说,自己如果“倒下”,会让更多企业家畏惧慈善。您怎么看?在“拷问”和“宽容”之间,社会公众应该怎样选择?
王振耀:的确,我这两天已经接到了很多这样的电话。企业家们问我:我们都有缺点,都有不够规范的地方。现在舆论如此,我们还能涉足慈善吗?我很担忧。这件事关涉的不只是一个陈光标,最重要的也已经不是捐赠数额,而是一种社会心态对慈善的冲击。
我们要看到,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现象,但这绝不仅是企业家自身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投身慈善,我们怎么办?与其深挖猛打,不如宽容和欣赏。我们宽容了自己,宽容了时代,宽容了发展的阵痛,为什么就不能宽容想做善事的企业家呢?
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多一点宽容,多一点赞赏,社会才能真的和谐;只有慈善社会,才能避免旧时代的“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现在有些富豪走在前列了,我们应该对他们持赞赏、鼓励、宽容的态度,而不是用传统的观念,要求他们是毫无瑕疵的完人,并在接受捐助的同时,深挖他们财富积累中每一桶金的罪恶,甚至无中生有、猜疑腹诽。
因此,我希望舆论界都来关注这件事,讨论这件事。慈善是全社会的事业,现在政府已经不断调整政策,向先进的管理模式学习了,我们民间社会更有必要深入思考,不是坐下来凭感觉说老话,而是齐心做好现代慈善理念的培养和传播,让主流价值占主导地位。
记者:宽容是不是有这层意思:小节上不完美,不等于前功尽弃。谁都不是一开始就会做慈善的,现代慈善家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民众去宽容,去等待?
王振耀:对。就拿陈光标来说,这次他去日本发放善款,日本人告诉他:你捐钱要装进信封,不要直接把现金拿手上,以免伤害民众自尊。陈光标还说自己“学到了”。这就是细节上的学习与成长。
个人尚且如此,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要给慈善家学习的空间和氛围。我们对待慈善家,不能像教育孩子那样,考了95分了,回家来不表扬,只是质问:为什么那5分没拿到呀?慈善是一种社会修养,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建设,提倡的是以善促善。陈光标的行为,其实是在现代慈善的探索上走在了前面。我们不适应,有他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陈光标和我们都需要调整,而且可能他需要调整的是小的,我们这些埋怨陈光标的人,需要调整的程度更大。
我一直认为,全社会在“惩恶”的同时,更要“扬善”。我们现在的扬善机制很不够,大家的眼光都盯在惩恶上面,这与市场经济条件很不适应。天天拿着放大镜挑他人之恶,自己的心态也容易扭曲。如果不允许一个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一味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极端的、恶的心态去猜想他、压制他,是非常可怕的,是对善的摧毁。
记者:有人说,陈光标借首善之名给自己的公司揽工程,您怎么看待慈善与促进生意之间的关系,这种“回报”是正当的吗?
王振耀:企业家做慈善,一般有两个明显的收效:一个是短期内使企业的发展更顺畅,一个是长期内能产生非常好的企业精神,使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这是很正常的。在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而我们呢?“富不过三代”的老说法,到今天已经被“富二代”严重挑战了。为什么?没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和感恩意识。拿几百万、几千万元来教育孩子守好家业,还不如从小培养他做慈善、有善心、有长远眼光。做慈善不是单纯消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利己利人。中国经济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了,最新消息,在全世界富豪榜上的排名也已升至第二。这么多巨富出现了,如何尽快化解贫富矛盾?如果缺乏慈善,那这种社会建设的成本一定是非常高昂的。
必须走现代慈善语境下的监管道路,慈善组织需跟进转型
记者:慈善也离不开监管。陈光标一直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更多是依靠道德自律。对于企业家捐赠,如何做到适度监管?
王振耀:监管是必须的,毫无疑问要守住底线——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慈善招摇撞骗、沽名钓誉。但我们必须走现代慈善语境下的监管道路。
现实地说,我国对基金会的监管制度比国外严格。每年要求基金会花出去的基金,国外是5%,我们达到了8%;我们对基金会成员工资水平有限制,不准有高工资;我们实施严格审计等等。在杜绝基金会坑蒙拐骗方面,我们是下了很大力气的。在透明度方面,我们对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都提出要求,这也比国外严格。因此,现在基金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不作为。国外恰恰相反,你可以有高工资,但你必须做事。不是说监管得大家都不作为、不犯错,就好了,现在中国慈善的当务之急是让基金会多建立,迅速地运转起来,多做实事,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可见,监管体制也是要随着慈善事业发展而不断成长的。
记者:政府积极调整政策,企业家逐渐改变观念,那么,慈善组织又该如何作为呢?我们看到,陈光标更愿意直接捐助给灾区民众,新当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以对基金会的“苛刻要求”著称,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慈善机构的不足?
王振耀:慈善组织的机构建设、透明度、项目展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等,都还不够。这次陈光标遭受质疑,很多与之相关的慈善机构没有及时出面说明事实,这很不正常,也很不规范。对成熟的基金会而言,这种危机时刻,是与慈善家们共同进退的好机会,也是自己的业务职责——你收了企业家的捐款,面临质疑应该主动站出来作出证明,而不是让其自证清白。更何况,正是有些基金会工作不严密、不透明,才给社会公众造成了误解,绝非“事不关己”。所以,慈善组织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运作,不要因为我们工作的不周到,损伤企业家的捐赠热情。
记者:您理想中的“慈善中国”,是怎样一幅图景?
王振耀: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就10个字:做现代慈善,向国际看齐。我对“慈善中国”的期望,有具体的指标:去年全国年度捐赠额是700亿元,我认为,今后短时期内,应该快速超过每年1000亿元,向2000亿元迈进。中国理想的年度慈善捐赠额应该是几千亿元,同时,慈善组织能承担多项社会服务,支撑整个社会服务业,产生出上万家基金会,过百万家社会服务组织,解决大量社会问题。再下一步,随着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慈善家要准备走到国际社会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抱负。一个崛起的中国,应该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善意。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慈善心态”,以更宽阔的胸怀、更前瞻的眼光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本报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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