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化变革，变什么

    编者按 伊战尘埃落定。美军用什么打败了萨达姆？王远林认为不是高科技的军力，而是美元——用美元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美元精确瞄准伊拉克军队高官的认知体系，使其思想的天平偏向美国一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远林对军事文化的这一关注，值得思考。

    广东省佛山军分区副政委王远林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政治军事理论，在新近出版的《跨越世纪的读书笔记》中，深入研究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文化变革这个话题，引起军内外关注，一时间引起热议。

    美军曾掀起学用《孙子兵法》热潮

    记者：与变革军事战略、变革军事体制、变革军事保障相比，变革军事文化似乎难以把握。对此，您怎么看？

    王远林：变革军事文化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我军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在我看来，变革军事文化，最重要的是变革军事理论、变革军事政治、变革观念与视野、变革文化教育、变革文化创作，不存在难以把握的问题。

    记者：在《跨越世纪的读书笔记》中，您说美军在突破旧军事理论困扰、变革军事理论中，曾3次掀起学用《孙子兵法》热潮。这里，能否作个具体分析？

    王远林：面对信息化战争，军事理论变革势在必行。美军第一次学用《孙子兵法》，变革军事理论，源于美国军政各界运用《孙子兵法》对越战失败原因教训的深刻分析，在战略决策层面获益颇丰，其重大成果为“孙子的核战略”的提出。第二次源于美国陆军1982年版《作战纲要》的制定，主要集中在作战理论研究界，提出以《孙子兵法》中“快速机动”为作战指导，把《孙子兵法》纳入陆战队的谋划韬略之中。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孙子兵法》研究热潮达到顶点，参战官兵学用《孙子兵法》、携《孙子兵法》出征的报道充斥当时的各大新闻媒体，就连老布什总统的案头也摆了一本《孙子兵法》，孙武也因此被称为参战的“惟一中国人”。第三次源于“9·11事件”，研究的重点转向信息战领域，并渐显出对孙子谋略驾轻就熟的实战运用能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成功运用孙子的作战思想，如战前“伐谋伐交”，先胜而后求战；战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镒称铢”，力求速决等，对战争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军政治工作要开辟“第二战场”

    记者：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变革，都与政治关联，离不开政治理念的变革与更新。立足于中国国情，请您谈谈我军军事政治变革应着眼于哪些内容？

    王远林：变革军事政治，是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观告诉我们：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事实是，军事从来都服从于政治。也就是说，军事变革必然不可或缺文化变革，及其大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变革。

    记者：作为一种作战样式，信息化战争中的“政治战”，即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使对手“不战而屈”，其威力之大，毫不逊色于军事作战，几乎成为一种“没有作战对手”的战争。

    王远林：是的。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与其说是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赢了一场信息化战争，倒不如说是用美元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美元精确瞄准共和国卫队高级军官的认知体系，使其思想的天平偏向美国一边。

    记者：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法宝”之一，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如何发扬光大？

    王远林：就“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而言，军事变革中的政治变革是有原则的。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军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委制、政治机关制、政治委员制等。但我军一些不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政工套路和思维模式是可以改变的。

    如，变革政治思维。在信息化战争中，我们对人和武器的关系应有全新的理解。在没有制信息权、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时间和空间不再存有互换的关系，人的作用很难得到发挥。因为人的智能融入进武器装备中之后，武器装备就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成为智能化的装备，比如巡航导弹、无人机等，这样的机器人装备不再需要什么战术和战役指挥，它们可以自行寻找目标，并发起精确攻击。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干脆利索地破旧立新，敢于向自我开战，建立起全新的信息化战争政治作战思维。

    再如，变革政治功能。政治工作作战功能是信息化战争的产物。我军传统政治工作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保证功能，不直接产生战斗力。变革政治工作功能，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前瞻性课题。200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赋予我军“政治工作作战功能”，这表明，我军以往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功能发生巨大变革，提升到军事打击之外“开辟第二战场”，直接产生战斗力，具有对敌实施直接有效打击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在信息化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将要在军事打击之外的“第二战场”，通过广泛开展战略战、舆论战、法律战，去震慑、瓦解、瘫痪、孤立、动摇和摧毁敌方的抵抗意志，直接或与军事作战共同完成作战任务。

    军事的胜利就是文化的胜利

    记者：未来战争是知识的拼争，是智者的较量。这里的知识就是文化“武器”，这里的智者就是文化“兵家”。一位军事专家写道：今天的年轻人离战争越来越远，战争却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需要打赢未来战争的军人，更需要培养打赢未来网络战、知识战和信息化战争的智者。对此，您作何理解？

    王远林：自古以来，军事与文化就密不可分。军事的胜利，就是文化的胜利。历史从未超越这一现实。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

    记者：当今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东西方文化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文化与经济、政治、技术交融。我们的军事文化观念到底应确立在什么基点上？

    王远林：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的跨越式发展，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汲取他们变革军事发展的经验。这些技术、经验就是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文化。因此，变革我们的军事文化观念，最根本的就是变革我们的文化知识，变革我们的科学技术，变革我们对变革文化观念的认识，变革我们对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认知；与此同时，全方位地标示“中国特色文化”。

    记者：作家余秋雨的《历史、文化与战争》文化专论，从时空观上分析中华文化与战争的关系，并讲到自秦汉时期以来中华文化的内涵、底蕴和发展，即由“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您在《跨越世纪的读书笔记》中作了详细笔录，有何体会？

    王远林：我认为，余秋雨讲了一个文化视野问题。而文化视野，说到底是一个文化发展问题；有什么样的文化视野，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发展；具有大文化视野，就会有大文化发展。自古以来，文化与战争频密，文化与利益紧密相连。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要看到长远的利益、全局利益和国家与民族的战略利益。要以大文化观，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以大文化气魄，放眼世界、放眼发展，放眼未来，多引进取经，多消化吸收。惟如此，我们才能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的跨越式发展。

    记者：由美国人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撰写的《世界文明史》（已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引进出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相比，繁荣起来比较晚，但一繁荣起来和其他文明不一样，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不中断的各种原因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整体上没有成为一个侵略性的文化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没有消亡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成为一个整体上的侵略民族。对此，您怎么看？

    王远林：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教育总体是好的。但我们应看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倾向是“言必称希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好”；另一种倾向是妄自尊大、妄自菲薄，对西方文化不屑一顾。我们只有克服这两种倾向，才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

    记者：近年来，围绕我军的政治建设、军事训练、后勤保障、纪律作风、执行重大应急任务、抗洪抢险等部队全面建设，全军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典型、时代先锋，推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歌颂时代、推动时代的优秀作品，在广大受众和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您有何思考？

    王远林：军事文化领域的文化创作，总体上符合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实际，与时代合拍。在当今中国，军事题材电视剧的生产，已成为世界流通大国、消费大国。军事文化文艺的繁荣，确实为我军的军事变革营造出良好的文化环境。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的兴盛而兴盛。要打造我们的军事文化“航空母舰”，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军人要有“中国军人的气”，要用“中国文化”凝聚人心，要用中国自己的“软实力”积聚力量。

    特约嘉宾 王远林 本报记者 陈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