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怎样了

    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文学走过了二十年的历史。二十年间，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改变，俄罗斯文学在文学本身、作家角色、读者类型上，而且在艺术倾向、创作方法、美学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原来的书刊检查制度被废止，文学观念与意识较之苏联时期大为不同。过去，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待遇。作家与政治关系紧密，常常出现一部作品引起全国讨论的局面。现在，文学失去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文学刊物订量锐减，作家的思想与物质生活状态出现了分化。

    著名评论家叶尔莫林说道：“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由令人联想起伦敦的海德公园，对于另一些则相反，想到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还有一些人只想挖苦嘲笑，不仅嘲笑苏联，而且嘲笑一切崇高的东西。”

    是的，当代俄罗斯一部分人坚守文学的社会使命，依然认可作家的预言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抛弃文学的“教育”与“训诫”功能、还原其“精致的美学游戏”的论调，认为作家仅仅是工艺师。一部分人如鱼得水，从以前的作品被禁、生活难以为继到如今的作品被国内外频频发表和出版，稿费、版税大大提高，另一部分人却对现状非常不满，无法适应社会，甚至出现了解体之初两位大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和德鲁宁娜自杀的惨况。

    无论观念如何，大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就是——市场。市场成为影响当今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私人刊物、私人出版社涌现，大量由国内外企业、财团赞助的文学奖项设立，这些出版机构与奖项组织的审美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作家的创作。例如，赞助商几易其手、奖金为两万美元的“俄语布克小说奖”偏重于反思苏联制度、多少带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而由多位石油金融寡头赞助、奖金约合10万美元的“大书奖”则常常颁发给作家传记类图书，近几年势头渐猛的“处女作奖”针对的是2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

    面对这样的“自由”，不同的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巴辛斯基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要学会生存，而不是被自由饿死，就要在写作之前考虑自己定位于什么样的读者。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社会和经济的休克中恢复过来的读者开始去书店了，就像去“宜家”一样。如果作家意识不到这就是“人民”——正是他们准备把自己的钱拿出一部分买你的书，那么作家就会因为“不被理解”而痛苦，实际上是他不理解别人；而沃伊诺维奇却认为俄罗斯文学中伟大经典的作品都是诞生在有压力的时代，而当代作家“令人想起深海里的鱼，一旦把它们弄到水面上，倒是有了自由，但是无法呼吸了。”言外之意这样的时代无法产生优秀的作品。

    毋庸置疑的是，文学创作在度过了张皇失措、萧条冷落的最初几年之后，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轨道。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既有苏联时期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叶基莫夫等，也有当年受到压抑的马卡宁、阿克肖诺夫、乌利茨卡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等，还有苏联解体后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索罗金、佩列文、瓦尔拉莫夫、德米特里耶夫、帕夫洛夫等，进入21世纪有一批老作家去世或者逐步退出文坛，又有一些80后作家加入进来。

    他们的创作主题丰富多样，风格千姿百态。在主题上，有政治小说，如索尔仁尼琴的“两部分小说”（由两个章节构成、有两个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对苏联社会进行重新思考，邦达列夫的政论性极强的小说《百慕大三角》对1993年十月“白宫事件”进行反思，巴克兰诺夫的《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对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进行了具体描述并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有“乡村散文”，如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反映了农村在集体农庄面临崩溃时出现的问题，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反映了苏联解体后城市与农村面临的种种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东正教的宣扬；有城市小说，如沃洛斯的《不动产》、波里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困惑与迷茫；有战争小说，如阿斯塔菲耶夫在《该诅咒的和被杀的》等小说中表现出对卫国战争、对布尔什维克的重新思索，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的描写对象是车臣战争。

    在美学上，解体之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迅速抛弃，现实主义被讽刺为“古老而又善良”的落后方法。后现代主义思潮以风起云涌的态势占据整个文坛，索罗金、佩列文等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受到读者和传媒的热烈追捧，一些颇具后现代特色的作品，如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等接连获得文学奖项。到9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在经过短暂的热潮后迅速降温，现实主义开始回归。老作家弗拉基莫夫这样感慨道：“……任何对于现实主义的离开都会以悔过地回归现实主义而结束。这棵唯一深入植根于生活的树干将会永远挺立，永远给绿荫婆娑的树冠以滋养。”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现实主义”的口号，一些年轻作家如沙尔古诺夫等甚至否定虚构，以近乎白描的手法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被称为“自1917年以来，俄罗斯最直接了当、最忠于现实的文学”。

    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在继承其关注人生、忧国忧民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日益表现出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态势：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相互交融，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作为艺术文本新的创造手段和流传方式，逐渐被主流文学认可（2010年的俄语布克小说奖破天荒地被授予一部网络小说）。按照作家兼文学活动家斯拉夫尼科娃的说法，“文学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综合，是使精英和大众能够汇合在一起的方式”。她的小说《2017》中既有对爱情、国家前途等问题的严肃追问，也有远古的传说和对未来的幻想，同时加入探险、悬疑等时尚元素，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作者介绍：侯玮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俄罗斯文学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