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包容性增长

 摘要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从量转到了质：关注增长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以及产生整体质变的可行性，关注经济增长通往经济发展的逻辑通道和实践路径。

    ●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包容性增长理论充分展示了发展经济学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独特视角。

    ●单纯市场机制驱动下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证是亲贫的、包容性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嫌贫爱富”的，包容性增长理论启示我们：政府必须在变革社会结构、扩展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上，调整增长方式、引导增长方向、疏浚增长利益润泽社会民众的通道。

    一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理念，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利益一般会形成纵向的“涓滴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分润到所有社会阶层、所有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状况即使在某个时期有恶化趋势也只是暂时的，收入差距总是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因此，经济发展是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经济增长而自然实现的和谐的累积过程。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从20世纪40年代大批殖民地获得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以来，虽然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平顶似乎遥遥无期，普遍而持续的贫困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和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为什么就不能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言的那样，顺畅地形成“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自然地导致经济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有利于其经济发展，有利于广大民众利益的普遍改善？这是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努力探索的主要任务。

    二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念就遭到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缪尔达尔（1956年、1957年）旗帜鲜明的反对。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刚性，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会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回波效应”。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内在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不平等制度，会削弱、剥夺穷人谋求发展的机会，从而加剧不平等状态。因此，由经济增长而提高的国民收入不可能自然、均等地惠及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相反，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形成“累积性因果循环”。

    缪尔达尔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洞察，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德尔曼、钱纳里等人的实证检验。阿德尔曼（1974、1975、1978）在分析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产生“向下涓滴”（trickle-down）效应，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状况并没有随着GDP增长和工业化而得到改善，相反，倒是出现了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涓敛”(trickle-up)。阿德尔曼和莫里斯（1973年）对43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没有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而是证实了她们自己提出的“反J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分配份额起初急速下降，然后缓慢下降。

    钱纳里和阿卢瓦里于1974年建立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再分配模型，可以算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最初萌芽。钱纳里等人1975年的实证分析表明，1950年至1970年间，发展中国家最低收入阶层人均收入下降了15.8%，中等阶层人均收入下降了12.7%，而最高收入阶层的的份额却从50.2%上升到55.4%。阿卢瓦里（1976年）的跨国回归分析表明，在不平等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单调关系，不同阶层的收入份额转折点发生在不同的人均GNP水平上。阿德尔曼和罗宾逊（1978年）在分析韩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的收入分配问题时，得出了收入分配植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的跨时路径取决于该社会所选择的基本发展战略等重要结论。

    在这一时期，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坚持“涓滴”假说，把收入分配恶化、贫困化的增长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政策扭曲价格体系的结果，但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虽然是减少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更重要的是，发展是在增长基础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了普惠式增长（broad-based growth）概念，强调经济增长应该吸纳并惠及社会基层民众，这是包容性增长概念的雏形。

    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不平等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扩大，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贫困化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表明，发展中国家上世纪90年代的GDP平均增长率为3.3%，高于2.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其基尼系数平均为0.414，整体上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394。有54.4%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22.2%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0.50。显然，仅靠自然的经济增长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减贫与发展。如何让广大民众特别是低收入贫困人口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和谐，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焦点。

    1999年，亚洲发展银行提出亲贫增长（pro-poor growth）概念：如果经济增长能创造就业机会，有助于增加穷人收入、缓解不平等状况，则这种经济增长就是亲贫式增长。此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亲贫增长概念。亲贫增长主要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桑（2007年）认为，关于亲贫增长的研究及其学术争论不能只关注收入贫困，应该进一步将这一理念扩展到人类福利的非收入方面。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阿里和桑、阿里和庄巨忠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

    三

    如果说亲贫增长概念侧重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减贫效应，那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增长的发展绩效。阿里和桑（2007年）把包容性增长看成是能够导致教育、健康等各种社会机会有利于穷人改善的经济增长，这是亲贫增长概念在非收入福利维度的延伸；阿里和庄巨忠（2007年，2009年）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能创造并平等获得机会的增长；世界银行（2008年）研究包容性增长时，更关注增长过程中就业量的扩大和就业生产率即就业收入的提高；若尼亚和坎布（2010年）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降低不平等性程度的增长，这实际上是相对性亲贫增长概念的扩展——从改善穷人与非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状态扩展到改善所有社会阶层收入分配状态。

    尽管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在包容性增长概念的具体内涵与外延方面各有侧重，但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理念，在下述四个方面对经济增长有所限定则已是共识：1、改善不平等或收入分配状态；2、扩展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获得发展的机会；3、提高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增长过程的能力；4、确保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公平地享有增长成果。

    近年来，包容性增长不仅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新视角，而且，也成为一些国家及国际机构制定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印度政府以包容性增长为主题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7年—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将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2020发展战略的三个目标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干脆将其“国际贫困问题研究中心”更名为“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研究中心”。2010年9月，包容性增长概念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阐述引用，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

    四

    从20世纪50年代的“回波效应”、“累积性因果循环”，到21世纪初期的亲贫增长、包容性增长，发展经济学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这一理论路径，给我们如下三点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

    第一，如果把经济增长看作是量变、经济发展是在此基础上的质变，那么，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从量转到了质：关注增长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以及产生整体质变的可行性，关注经济增长通往经济发展的逻辑通道和实践路径。其实，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认识到，经济发展是可能的，但决不是必然的；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但是，直到近年来亲贫增长、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出现，发展经济学才真正找到探究这一问题的前行方向。

    第二，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但包容性增长理论充分展示了发展经济学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经济增长之所以难以产生“涓流效应”和“扩散效应”，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远离均衡态的市场经济运行特征。这是研究均衡或近均衡经济系统的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模型所不能把握的。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经济增长过程深深地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把增长问题与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低收入阶层福利改善，特别是贫困人口脱贫问题联系起来；把增长问题与那些影响增长质量、堵塞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构性因素联系起来，关注增长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提高、不平等状态的改善与人的自由的扩张，是包容性增长理论区别于一般增长理论的主要特征。

    第三，单纯市场机制驱动下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证是亲贫的、包容性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嫌贫爱富”的，包容性增长理论给我们的一个实践启示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必须在变革社会结构、扩展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上，调整增长方式、引导增长方向、疏浚增长利益润泽社会民众的通道。尤为重要的是，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不是经济增长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获取机会、争取权利、发展自身能力，进而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主体。因此，既要保证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更要保障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和能力，使其能够深度参与经济增长过程，藉此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

    确切地说，包容性增长理论还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理念或新的研究方向，尚未形成完整而明晰的理论体系，还缺乏可操作的实践构架。但无论理论研究的任务多么繁重，实践探索的道路多么艰辛，既然包容性增长的方向已经找到了，由此推动的普惠于社会民众的经济发展还会遥远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