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世界经济领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之所以一直坚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一说,而不采用业内和业外普遍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一词,道理很简单:模式是僵化的。模式僵化和教条主义贻害的是探索的勇气,阻遏的是进取的脚步。而这是最为致命的,因为中国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得依靠结合实际的摸索。前30年的改革开放如此,眼下的经济转型也不例外。
就经济理论而言,缺的并非貌似高屋建瓴的宏论和如水月镜花般的夸夸其谈,而是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的、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以及脚踏实地的经济理念。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做出了成绩,展望今后,21世纪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继续有所贡献的世纪。陈云贤博士就属潜心于经济发展主战场而始终不忘理论思考的经济学家之列。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焦点是在政府行为上,即对政府职能的界定上。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有关政府职能的观念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改革,比如政府无所不能、政府应当支配一切、凡是政府能做的都应由政府来做等。这种观念无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做的,就是界定政府的职能和功效。在当下的经济转型中,能否从政府行为的传统思维中抽身,继而更加前瞻地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作为,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我曾多次指出,中国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泡沫怪圈,政府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后调节”的地位,而必须采取“事前调节”的措施,建立预警机制。陈云贤博士的政府超前引领理论,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全国正在推进的转型发展,我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一体制调整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而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因此,我始终强调必须重新构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陈云贤博士在本书中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的职能不仅有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还包括协调促进引领经济发展的职能。地方政府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代表了市场经济微观的层面,另一方面代表了国家政府宏观引领调控促进经济发展。我认为他提出把政府也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观点,十分重要。
我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指出,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调节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地说,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有效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调节经济的目标,不是限制企业的活力,也不是限制市场的活力,而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总之,政府调节的目的是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两者不至脱节,并且,政府调节不能滞后,不能仅限于“事后调节”。陈云贤博士所提的“超前引领”正是为了避免“事后调节”而进行的“事前调节”,让政府用“有形之手”去填补市场“无形之手”的缺陷和空白。他提出,如果说“企业”代表微观经济,“国家”代表宏观经济,那么“区域”就代表中观经济。我认为,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探索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读完本书初稿后,我希望陈云贤博士通过在改革开放先行地区顺德的实践所总结出的政府超前引领理念,以及如今正在推行的“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理念,能在他主政的佛山全市推广并结出硕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此外,有着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陈云贤博士,在本书中对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多有论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值得期待。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我经常提到,中国计划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而改革30年来,所改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而对于城乡二元体制,前30年基本没有触动。作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前沿阵地,佛山有着内地城市无法企及的优越,无论城乡二元体制理论的探索还是实践,都有可能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
我很高兴地看到《超前引领》一书的出版。我想,这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对于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此文为《超前引领》一书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