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何兹全师最后的日子

    我们的恩师、著名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离我们远去了。虽然事先已有预感，但我至今仍难以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大年初一我去给先生拜年时，看先生病情已沉重，初二病势转危。尽管我们祈盼奇迹的发生，然而先生还是抛下我们走了。

    这些天，我在痛苦中回忆起先生最后日子的点点滴滴，更体会到先生高尚的情操和人格的光辉。2006年，先生、师母的惟一爱子、前北京大学副校长芳川兄病逝，两位老人痛彻心扉，精神上深受打击。师母思子心切不能自拔，一年多以后也随着芳川兄走了。耄耋之年的先生，接连遭此大变，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饭量大减，体态消瘦，不服老的他还是显出老态来了。听力更差了，他又不愿带助听器；腿脚发软，站立行走不便，不久只能以轮椅代步。

    先生曾经背着人失声恸哭，但在我们面前总是神色如常，把痛苦深藏在心底。我们不知怎么安慰他，干着急没有办法，惟恐他憋出病来。让我们欣慰的是，他每天依然坚强地读书看报，思维清晰，敏锐而又有条理，十分关注学界的状况，关心学院学科的发展，继续指导着博士生。他还主编历史学院的三套学术丛书：《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和《中国近古社会和政治》。去年9月，《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好评。另外两套丛书也已付梓即将面世。可惜的是，先生不能亲自主持首发式了。

    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史学研究与发展的大问题，并直率地发表看法。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曾经多次评论说，某人是经学家，但经学不等于史学；某人是小说家，但文学也不等于史学。虽然此类方法可能风行一时，此类学说也可能占据主流，但仔细推敲，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误人不浅。虽然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或是文史哲不分家及“六经皆史”的说法，但就史学来说，这是指文学、经学可以为史学研究、史学著作提供养分，是指不可忽视经学作为历史文献的作用；而不是把历史写成小说，所谓“大话”、“戏说”历史，或以经学研究、国学研究代替史学研究。体会先生的这些评论，实有深意存焉。不论把史学经学化，还是文学化，根源都在于不重视包括考古发现在内的文献资料，不读书或不认真读书；读了书，但未能深入思考研究，停留在一知半解，还自以为是。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甚至不要史实，不顾史实，任意解释，任意推断，说的花里胡哨，在那里“创造历史”，实则制造文化垃圾，误导社会大众，后果非常严重。这些评论正是直指当今学界“学术商业化”乃至导致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先生毕竟年事已高，没有把这些重要论断写出来。

    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社会史，堪称中国社会史研究巨擘。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探索着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通过对商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形态演变的研究，深刻剖析其种种变化，首倡“魏晋封建说”。他用可靠的文献证其说，又给予系统的理论说明，成一家之言。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及其规律，从而了解文明历程和社会发展方向，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对于前些年社会史研究中以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代替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倾向，他曾在天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大声疾呼：“研究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他深刻指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对社会史的研究仍感到忧虑，多次表示国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认为现在社会史研究中，理论方法变了，研究的重点变了，辩证唯物史观不见了。所以根本问题还是要分清主次，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的“主”，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是“次”。是前者决定后者，而非后者决定前者，切不可主次不分，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先生一生奉行“择善而固执之”，他的言论一向是比较谨慎的，他晚年思想的活跃和发言的直率有时出人意外。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这就是他对学术事业的钟爱、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为了学术，其余的一切他都可以置之度外。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我们怀念先生，就是应该把先生的这种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以告慰先生的英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