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东西文化共性

    1610年5月11日，积劳成疾的利玛窦在北京溘然而逝，终年58岁。一年后他被葬在北京，成为明朝皇帝允许入土中国的第一个外国人，这在当时是无上的恩典。

    400年后，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利玛窦的名字，他作为中国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独特人物，与众多帝王、名士和新中国英雄人物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也多受惠于他——他被奉为中国钟表业的祖师爷，他把钢琴带到了中国，我们学习的那些几何学的基本词汇：点、线、平面、对角线等，也是由他和徐光启辛苦翻译过来的。还有他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收录了850个地名，代表了当时欧洲比较先进的地理知识，他翻译的“大西洋”、“地中海”、“古巴”、“加拿大”等地名，也沿用至今。

    自鸣钟、地球仪、日晷，既是利玛窦用来馈赠明代士人的佳礼，也代表了15世纪西方机械、物理、天文、地理诸学科的重要成就。利玛窦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描绘日月之食，证明地球为圆形。在广东肇庆时，他自绘了万国舆图，展示世界之大。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但他对几何、数学的了解足以让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华高士服膺，《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正是在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的合作下完成。

    在当时，利玛窦即被称为泰西儒士。他通晓中文，熟读五经。在他看来，儒教与基督教可以相互包容，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同一目标。为了使天主教教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他概括了六个字：“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他入乡随俗尽量中国化。 

    中国文化向来自成一个世界，在地域、历史、语言、行政管理上都是独立发展的，即使是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儒学与基督教也是异大于同，而利玛窦在四百年前居然得出“同大于异”的结论。如果说，在最初的岁月，是自鸣钟、日晷，沙漏、地图、几何原本、钢琴这些在中国闻所未闻的东西，让这位西方传教士名扬天下，那么后来他被明代朝野所广泛接纳，则缘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了解与热爱。

    虽然，西方科学知识不过是利玛窦传播教旨的手段，但这股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社会日后发展影响极大。如果说马可·波罗向西方输出了一个不太真实的传奇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利玛窦，则将中国形象尽可能还原成一个客观的存在。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根据记忆，用意大利语撰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他死后五年这部书出版，之后即有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种文本面世，被称为是“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的第一部书”。

    为了自己的传教事业，利玛窦对中国或有许多溢美之词，但至少他观察中国时还是看到了正反两面。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在利玛窦看来，这种不问门第、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非常合理，后来由利玛窦等人介绍到西方，渐渐发展为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同时利玛窦对科举制的弊端也多有批评，认为它太重伦理说教和诗文词藻，忽略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

    回顾利玛窦一生，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新知，另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他眼中的中国。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件事都引发了盛大的浪潮。

    在利玛窦影响下，中国涌现出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许多传统知识分子成为晚明杰出的科学家。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也蔚然成风，先后有150种西方典籍译成中文，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均在此时传入中国；而在利玛窦之后，更多传教士以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舆地学家的身份走入中国宫廷。

    在西方学者看来，文明之间不同寻常的相遇，往往伴随着冲突与矛盾。然而，与武力征服或战争碰撞不同的是，科学知识是利玛窦建立东西方对话的手段，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共同点，使他在生命后期如鱼得水。

    利玛窦有一本《交友论》流传于世，这是他用中文写作的一本小册子。他认为友谊的精髓在于，把朋友当成另一个自己来倾听，如同一个灵魂附在不同肉身之上，他深信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亦如此。而人类历史的长河的确在不断证明，不同的文明本来就是异曲同工，交流、包容、融合、共生，远比差异、排斥、隔绝、冲突更具永恒意义，也更符合人类同种共宗的本源，这或许正是中西方今天都隆重纪念利玛窦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