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网络文学作家慕容雪村以“卧底”的形式冒险潜入传销团伙搜集素材,再创作而成了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所引发的讨论与争议成为盘点2010年文学创作难以绕开的一个现象。
其实,慕容雪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家六六写《心术》、海岩写《深牢大狱》,素材搜集阶段或多或少都经历了“卧底”暗访的过程。他们以亲身体验触及敏感题材,从而实现“爆料”效果,这是否意味着“卧底写作”概念已经成立并且大有发展前景?两位评论家亮出了各自的看法。
基于理想,甘于“卧底”
贺绍俊
慕容雪村通过“卧底”去了解真相,这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而言是一次新的举动,但这种举动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卧底”只是在个别的场合才有需要,并不是说社会的许多真相只能靠“卧底”才能够获得。
同样,如果将“卧底写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来使用,就缺乏充分的生活依据和理论依据。不过,一个作家冒着风险采取“卧底”的方式去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真相,并通过文学作品把他的发现和认识表达出来,这样的文学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事实上,“卧底写作”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它所指涉的是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生活是多样化的,因此作家从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深入生活的主张至今也没有过时,深入生活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不断深化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理论话题。
探讨“卧底写作”,其实也就是在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但如果无视这一基本常识,把“卧底写作”孤立起来,夸大其意义,就是舍本逐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似乎还很流行,其具体表现就是轻视常识,乃至无视常识,因而将一些违背常识的言论当成创新和突破。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果简单地理解为文学就是对生活的反映;深入生活,如果简单地理解为作家到生活中搜集素材,甚至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政治态度,就无助于解答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
“卧底写作”的提出,也许是对这种固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但这不是说要用“卧底写作”这样的概念来取代深入生活,而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化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探讨,使这一常识性问题越谈越新。
“卧底写作”的提出,促使人们捡拾起那些被扔弃的常识,擦拭蒙在常识上的尘垢,同时不断地丰富常识的内容。
那么,“卧底写作”的提法对于深入生活有何启示性意义?
首先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作家如何保持主体性。“卧底”是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行为。其实很多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也多半是采取“卧底”的方式,即作家有意要淡化甚至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力图与生活对象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生活,了解生活的本质。
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是“卧底写作”。但对于“卧底”而言,隐藏身份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而是要在内心里更加明确自己的身份,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卧底”的任务。这提醒人们,深入生活不是要削弱作家的主体性,而是要强化作家的主体性。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为了更好地了解生活,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与生活对象打成一片。但如果作家缺乏主体性,就只会被动地接受生活和反映生活,而不可能主动地消化生活和体验生活,对生活作出独到的阐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讨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就有一些理论家针对深入生活中的机械反映论,强调文学反映生活应该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能动性只有靠作家的主体性才能实现。现在有人意识不到在深入生活中突出作家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而有人则把作家的主体性与深入生活对立起来,仿佛深入生活就要伤害作家的个性和独特性。这些观点的片面性,在慕容雪村的一次“卧底写作”的成功实践中就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怀揣着明确的文学理想,在生活的海洋中“卧底”的。
其次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应该强调作家的实践性。对于作家而言,其实践性并不表现为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而是通过实践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其实对作家也具有真理性。人们普遍感到,当下的文学作品缺乏深邃的、能够烛照人心的精神内涵。其实,文学的精神内涵与作家的实践性有关。
作家宁肯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藏》是一部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而这种思想力度得益于作者扎实的实践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西藏工作。即使回到内地,他始终没有中断对这段实践的反思——这可以看成是作家的思想实践,它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思考。据说他为此读了大量的哲学和历史文化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的实践就是为了达到精神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至善的生活是人类最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如孟子的“践行”观所强调的就是身心一体。所以,在深入生活中强调实践性,也就意味着作家以一种自省的精神净化自己的灵魂,追求至善的境界。只有这样,他才能拓展和丰富文学的精神内涵。
因为枯竭,所以“卧底”
周燕芬
所谓的“卧底写作”,无非是针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状态,所采取的比较特殊和极端的“深入生活”方式。如果不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的困扰,体验什么样的生活和如何体验生活,都是作家的自由。
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必备过程,但拥有生活并不等于拥有文学艺术。“卧底写作”只涉及了“前写作”段落,而且仅针对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而没有具备成为文学现象或思潮的特质与内涵。
“卧底写作”作为一个概念既不能在理论上成立,也很难涵盖较为普遍的写作类型或样式。如今,以“写什么”裁决文学质量的时代已经远逝,深入和体验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必需的,但倘若以“卧底写作”之类的提法来导引作家专注于猎奇和爆料,将我们对文学质量的期待全部交给所反映的生活本身,那毋宁说是文学的倒退。
“卧底写作”能够成为话题,和当下文坛存在的问题相关,引发的讨论可能更有意义。
现今确实有些写作者甚至是名家,已经枯竭了生活积累的库容,在书房里凭空制造的作品,让读者失去了追捧的耐心。而那些所谓“心灵探险式”的写作,因其作品的空洞无物和无病呻吟,也为读者所厌弃。这就迫使作家重新面对生活,乃至为了短期内获得最大的体验效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写作素材。
慕容雪村潜入传销窝点之前,正处于言尽词穷的写作烦恼中,“卧底”生活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素材和体验。海岩同样也是面临风格套路的瓶颈而“卧底”监狱,期望以直击现实揭示真相的笔墨实现创作的突破。
作家在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中返回生活现场,对今天浮躁的文坛有反拨意义,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潜伏和“卧底”的体验方式,却可能透露出另一种创作浮躁的迹象。以前作协系统组织的“下基层采风”,常被人们批评是“走马观花式”体验生活,今天的潜伏和“卧底”,让我们感到了作家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功利主义的写作目的。追求阅读的快热效应,是文学创作的短期行为,其结果一定是快热后的急速冷却,而大凡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慢热型和历久弥新的。
文学创作质量的持续下滑,与作家们一味追求产量不无关系。现在少有作家能够沉潜下来积累和磨练一部好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草率命笔、仓促写就鲜能经得住时间和阅读的考验。文学创作本不是一定要用身体冒险,乃至用生命来成就的一项事业,尤其在和平年代。但作家们惊心动魄的“卧底”经历告诉人们,写作真的很危险,关键是如此写作真能给困境中的文学打一针强心剂吗?
另外,“卧底写作”从体例上可以归类到“纪实文学”中。从接受心理来考察,“纪实文学”总是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创作,可以看出纪实文学的时代流脉。相比而言,过去的纪实作家虽以实录生活为主,但同时也兼顾虚构文学的审美性与生动性,而今天的“卧底写作”则在生活的“原生态”、“现场感”方面走得更远,其原创性直接来自作家的“卧底”经验,这种经验越是奇异,对读者的冲击力就越强,这也就反过来更加促使作家去发现人所未知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使出浑身解数获取写作素材。至于说如何整合、提炼生活素材,并给予思想和审美的提升,可能无暇顾及或无力顾及。
所以,“卧底写作”即使成立,也是和虚构性小说区别更大的一种“异类”,它有可能随着“卧底”资源的枯竭和读者好奇心的下降而趋于衰退,成为文坛倏然而逝的一颗流星。
当代文学的创新和振兴,还是需要写作者丰富生活经验以提高对生活的感受力,坚持现实人文关怀以强化思想构建和审美表达能力。只满足于生活实录上的求新求奇,则很易于失去文学的精神方向。
其实,所谓“卧底写作”标杆性的作品,也得力于作家已有的写作功力,从而在文学性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新闻记者和作家都从“写什么”开始,都以揭示生活真相为己任。对于实录生活而言,媒体新闻写作可能更为快捷,而作家应该更重视那些只能用文学表达的东西,作家要从生活真实中提取和锻造,使之成为凸显文学精神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