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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2月17日 星期四

    枪王朵英贤

    作者: 《光明日报》( 2011年02月17日 13版)

        走进北京理工大学的南门,从左边的校园大道一直往里走,过了中心花园,有一座普通的教学楼,从一楼向左走,走到尽头,是一间没有挂任何牌子的办公室。轻轻敲门,没有什么反应,推门进去,你会看到一位和善的老人正在伏案工作——他就是中国,一个让世界军事界震动的名字,在生活中,却是如此淡然和朴素。

        95式枪族,是当前我军装备中最先进的轻型武器,以“精度最高、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有效射程最远”四个第一称雄于世界枪支之林。朵英贤正是这一枪支系列的总设计师,我国著名的轻武器专家、我军新式武器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理工教授。

        不大的办公室里面,一桌一椅,一张小茶几,桌子背后的一面墙上,是整墙的书柜,桌子对面的墙上,则是一组陈列柜,里面摆着许多武器模型,枪械、飞机、船舰、战车……甚至有发动机模型,还有一把未开刃的军刀和一个用子弹头做的时钟工艺品。70多岁的朵院士一件一件介绍,性能、发展水平和外国同类产品相比怎么样……陈列柜仿佛是一个我国兵器工业发展的缩略图,纪念着军工发展的一个个脚印,也显示出陆海空三军对这位枪械科学家的敬重。

        从黄河岸边来到北平

        朵英贤,1932年生于黄河岸边,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人。童年一边在村里小学上学,一边在父亲的教授下学习四书和珠算。初中就读于兰州私立志果中学,高中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都是当时当地教育水平很高的学校。中学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朵英贤同十几位同乡同学结伴到北平考大学。他填的第一志愿是华北大学工学院(即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因为这所学校是供给制,不需要花钱,这对于家贫的朵英贤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他对于考上这所学校并没有信心。

        高考发榜的时候,大家都跑去找自己的名字。朵英贤并没有看第一志愿的榜单,而是从第五志愿大连理工学院看起,然后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完后,朵英贤耷拉下脑袋,认为自己肯定没考上,不敢再往下看了。结果还是同学从华北大学的榜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

        大学生活开始了。“当时学校里从老区过来的人很多,他们勤奋、诚实,影响到现在,形成了北理工的学校文化。”朵英贤说。

        经历过抗日的朵英贤用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立志科研报国。此后多年,从昆明到太原机械工业学校,从甘肃油泵油嘴厂到08所,经历了饥饿、“文革”、妻子被冤入狱种种磨难,朵英贤也从未放弃科研报国的拳拳之心。

        他使我国轻武器研制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文革”结束时,毕业于北理工自动武器专业并以优异成绩留校、早在1959年就能够独立负责自动枪械国家重点项目的朵英贤,流落到甘肃油泵油嘴厂做一个工程师。远离枪械,但是朵英贤并没有离开科研。他发明了“小马力柴油通用喷油器总成”和“螺旋弹簧最小体积设计法”,解决了一个个关键技术难题,获得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励。

        1980年,朵英贤来到中国兵器装备研究院,十几年颠沛流离之后,终于回到自己的专业。不到5年时间,以他为总设计师的我国新一代5.8毫米枪族全系统设计定型,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直射距离最远和成功率最大,标志着我国轻武器研制发展已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也使我国轻武器在各种武器中率先缩短了和国外的差距。

        面对这样的成绩,朵英贤的忧患意识从未放松。他说:“咱们自己得清楚,这一系列枪型号上占优势,是由于力学结构上的创新,所以精度和可靠性都高。但是枪械的整体水平还是比人家差。”只要有人提起,朵英贤就要强调这句话,他的关注点,是国家需要,以及国际大技术背景下的发展水平,而不是一己的成绩。“由于材料、工艺和效率的差距,我们的元器件上不来,光电加工更差,很多东西做不出来。”对于我国武器制造和国外的差距,朵英贤始终忧心忡忡。

        新世纪,花甲之年的朵英贤被请回到培育他成长的母校,“学校要给我建专业,建专业学科就要建实验室,花费很大,别的学校也有同类专业,我想摊子没有必要铺得很大,所以只是建小团队搞研究,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

        “‘钱学森三问’不仅是问教育的,也是问社会的”

        提到教育,朵院士想起“钱学森三问”。朵英贤和钱学森上个世纪50年代就相识。“大概是1956、1957年吧,那时候他回国不久,力学所开会,他和其他的专家们论剑,我们倾听。”如今故人西去,朵英贤唏嘘之余,对钱学森提出的三个教育问题赞叹不已,他说:“钱学森三问是他留下的一个炸弹,提问不仅是问教育的,也是问社会的。人才是个精神产物,不是螺丝钉,车一个就出一个。没有环境,急于得到很多东西就会拔苗助长。”

        生在西北,朵英贤一直热切关注西部开发。对于西部开发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几时西部的教育上不来,西部开发几时就不会成功。”因为在西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深知西部的环境。“西部开发,上世纪50年代就提人才的重要性了,但是环境配套上不来。西部建企业,那时候从上海等地调了很多精兵强将,但是过不了多久就被当地干部换掉了。”朵院士苦笑着说,“比如生产车间,总工进去,气得哆嗦,各个环节都有不严格不规范的问题,但是厂长进去,觉得机器在隆隆运转,形势一片大好。干部的认识上不来,他觉得你工程师事儿多。现在对这个教训的吸取还不够。开发首先要在教育上投入,让本地民众的文化素质转变、发展,跟上来。”

        因为年龄的关系,朵院士的耳朵稍有些不好,别人讲话的时候,他总是很认真地听。他习惯用一个磨得很旧的小茶壶喝水,并不倒在杯子里,而是直接用壶抿一口。别人以为他在“养壶”,他哈哈一笑说:“省了一道工序,图个省事儿。”(本报记者 李玉兰 本文照片为段炼、徐思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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