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王朵英贤

    走进北京理工大学的南门，从左边的校园大道一直往里走，过了中心花园，有一座普通的教学楼，从一楼向左走，走到尽头，是一间没有挂任何牌子的办公室。轻轻敲门，没有什么反应，推门进去，你会看到一位和善的老人正在伏案工作——他就是中国，一个让世界军事界震动的名字，在生活中，却是如此淡然和朴素。

    95式枪族，是当前我军装备中最先进的轻型武器，以“精度最高、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有效射程最远”四个第一称雄于世界枪支之林。朵英贤正是这一枪支系列的总设计师，我国著名的轻武器专家、我军新式武器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理工教授。

    不大的办公室里面，一桌一椅，一张小茶几，桌子背后的一面墙上，是整墙的书柜，桌子对面的墙上，则是一组陈列柜，里面摆着许多武器模型，枪械、飞机、船舰、战车……甚至有发动机模型，还有一把未开刃的军刀和一个用子弹头做的时钟工艺品。70多岁的朵院士一件一件介绍，性能、发展水平和外国同类产品相比怎么样……陈列柜仿佛是一个我国兵器工业发展的缩略图，纪念着军工发展的一个个脚印，也显示出陆海空三军对这位枪械科学家的敬重。

    从黄河岸边来到北平

    朵英贤，1932年生于黄河岸边，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人。童年一边在村里小学上学，一边在父亲的教授下学习四书和珠算。初中就读于兰州私立志果中学,高中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都是当时当地教育水平很高的学校。中学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朵英贤同十几位同乡同学结伴到北平考大学。他填的第一志愿是华北大学工学院（即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因为这所学校是供给制，不需要花钱，这对于家贫的朵英贤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他对于考上这所学校并没有信心。

    高考发榜的时候，大家都跑去找自己的名字。朵英贤并没有看第一志愿的榜单，而是从第五志愿大连理工学院看起，然后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完后，朵英贤耷拉下脑袋，认为自己肯定没考上，不敢再往下看了。结果还是同学从华北大学的榜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

    大学生活开始了。“当时学校里从老区过来的人很多，他们勤奋、诚实，影响到现在，形成了北理工的学校文化。”朵英贤说。

    经历过抗日的朵英贤用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立志科研报国。此后多年，从昆明到太原机械工业学校，从甘肃油泵油嘴厂到08所，经历了饥饿、“文革”、妻子被冤入狱种种磨难，朵英贤也从未放弃科研报国的拳拳之心。

    他使我国轻武器研制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文革”结束时，毕业于北理工自动武器专业并以优异成绩留校、早在1959年就能够独立负责自动枪械国家重点项目的朵英贤，流落到甘肃油泵油嘴厂做一个工程师。远离枪械，但是朵英贤并没有离开科研。他发明了“小马力柴油通用喷油器总成”和“螺旋弹簧最小体积设计法”,解决了一个个关键技术难题，获得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励。

    1980年，朵英贤来到中国兵器装备研究院，十几年颠沛流离之后，终于回到自己的专业。不到5年时间，以他为总设计师的我国新一代5.8毫米枪族全系统设计定型，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直射距离最远和成功率最大,标志着我国轻武器研制发展已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也使我国轻武器在各种武器中率先缩短了和国外的差距。

    面对这样的成绩，朵英贤的忧患意识从未放松。他说：“咱们自己得清楚，这一系列枪型号上占优势，是由于力学结构上的创新，所以精度和可靠性都高。但是枪械的整体水平还是比人家差。”只要有人提起，朵英贤就要强调这句话，他的关注点，是国家需要，以及国际大技术背景下的发展水平，而不是一己的成绩。“由于材料、工艺和效率的差距，我们的元器件上不来，光电加工更差，很多东西做不出来。”对于我国武器制造和国外的差距，朵英贤始终忧心忡忡。

    新世纪，花甲之年的朵英贤被请回到培育他成长的母校，“学校要给我建专业，建专业学科就要建实验室，花费很大，别的学校也有同类专业，我想摊子没有必要铺得很大，所以只是建小团队搞研究，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

    “‘钱学森三问’不仅是问教育的，也是问社会的”

    提到教育，朵院士想起“钱学森三问”。朵英贤和钱学森上个世纪50年代就相识。“大概是1956、1957年吧，那时候他回国不久，力学所开会，他和其他的专家们论剑，我们倾听。”如今故人西去，朵英贤唏嘘之余，对钱学森提出的三个教育问题赞叹不已，他说：“钱学森三问是他留下的一个炸弹，提问不仅是问教育的，也是问社会的。人才是个精神产物，不是螺丝钉，车一个就出一个。没有环境，急于得到很多东西就会拔苗助长。”

    生在西北，朵英贤一直热切关注西部开发。对于西部开发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几时西部的教育上不来，西部开发几时就不会成功。”因为在西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深知西部的环境。“西部开发，上世纪50年代就提人才的重要性了，但是环境配套上不来。西部建企业，那时候从上海等地调了很多精兵强将，但是过不了多久就被当地干部换掉了。”朵院士苦笑着说，“比如生产车间，总工进去，气得哆嗦，各个环节都有不严格不规范的问题，但是厂长进去，觉得机器在隆隆运转，形势一片大好。干部的认识上不来，他觉得你工程师事儿多。现在对这个教训的吸取还不够。开发首先要在教育上投入，让本地民众的文化素质转变、发展，跟上来。”

    因为年龄的关系，朵院士的耳朵稍有些不好,别人讲话的时候，他总是很认真地听。他习惯用一个磨得很旧的小茶壶喝水，并不倒在杯子里，而是直接用壶抿一口。别人以为他在“养壶”，他哈哈一笑说：“省了一道工序，图个省事儿。”（本报记者 李玉兰 本文照片为段炼、徐思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