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与年文化

    年画是我们“年文化”中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过去，每当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房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厅堂、卧房的墙上、门窗及灶前，贴上焕然一新的年画。它不仅给千家万户增添了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又借以祈福消灾。所以，年画凝聚了人民群众祝愿新年吉庆、迎春接福的朴素情感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和谐生活的希望。

    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部反映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既内涵丰富又多姿多彩。春节是中国人民的第一大节，人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团聚，年画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求安的美好意愿。门画是年画艺术发展之滥觞，门画里不只有门神，还包括历史人物、天仙童子等多种题材。汉代即有画神荼、郁垒守护于门的风俗，他们是中国最早的门神；唐代门神增加了钟馗；宋代兴盛的雕版印刷使得门画由宫廷官府普及到寻常百姓之家；元明时期，唐朝大将秦琼、敬德成为最为流行的门神形象；清代门画更加多样，繁盛一时。主要产地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山西临汾、湖南滩头、福建漳州、陕西凤翔、四川绵竹和山东潍县等地。

    历史上，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呼：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定名。自宋代出现雕版技术后，为木版年画提供了技术制作条件，促使年画不断发展。随着年画的广泛流传，其内容和功能也不断丰富。到了清代，年画从形式到数量上都发展到了高峰。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娃娃仕女一类的题材，从而也具有了在新一年中表达美好意愿和美化环境的功能。

    娃娃是我国民间美术最常见的表现题材，年画中的娃娃均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样式予以表现，体态圆润饱满、健康壮硕、神情活泼生动、憨态可掬，且多与仕女、莲花、鲤鱼、石榴等组合，形成“五子夺莲”、“榴开百子”和“富贵有鱼（余）”等祥瑞的主题，画面热闹喜庆、寓意吉祥。杨柳青的娃娃类年画造型生动、线条工细，设色妍丽雅致，构成一幅幅美丽温馨的画面，闹春的百子为新春增添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同时，年画也出现了表达农民自己现实生活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题材经久不衰,使年画具有了丰富文化生活，传播知识的作用。

    传统年画以木刻水印为主，追求拙朴的风格与热闹的气氛，因而画面的线条单纯、色彩鲜明。内容有春牛图、岁朝图、嘉穗图、婴戏图、合家欢、看花灯、胖娃娃等，并有以神话、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作题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乡土气息。

    随着时代的推移，旧年画中一些迷信落后的观念逐渐被淘汰。年画作为一种非常通俗而普及的艺术形式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许多画家尝试了新的创作形式，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用以表现与人们相关的现实生活题材，甚至是政治题材。新年画已经改用了现代的印刷技术，印数和发行量极大。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画种的出版印数能达到当年年画的出版量。

    新年画是相对于传统年画而言的反映新的时代面貌的年画作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宣传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新年画艺术得到高度重视，新年画运动蓬勃兴起，五六十年代最为繁盛。众多美术工作者积极投入到这一领域。新年画继承了传统年画的优良传统，摒弃其迷信、落后的内容，打破其固定程式，大胆借鉴其他画种的表现手法，创作面貌焕然一新。著名画家李可染、张仃、刘文西、任率英、力群等都创作了不少年画作品，崭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印证着独有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年画创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时期的风貌得以精彩呈现。

    年画是一部我们民族地域文化的辞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千百年来，它不仅是“年文化”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看图识字的大众读物或了解时事的媒体。这种内容够得上百科全书式的民间艺术，凝聚着我们民间“年文化”的情感精神。

    现在，具有生活情趣的年画作品更是惹人喜爱，如充满童趣的放鞭炮、拉兔子灯等童子嬉戏题材；如描绘新年生活或拜年的欢乐场景等等，充满了“年文化”大俗大雅的特色，满足了人们喜庆祈福的美好愿望。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许多艺术家采用不同方法，创作表现了过年的喜庆祥和气氛。这些迎新年的原创作品，或许我们可以用个时髦词，称之为“贺岁画”吧！似乎更符合“年文化”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