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能学艺 九旬育桃李

    初冬的太原，虽有些寒意，但阳光明媚，令人感觉很舒服。记者来到太原教育学院的宿舍，一座老式单元楼的二层，一个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满面红光的老人开门迎上前来。简短的寒暄之后，老人和我们一起来到书房，谈他坎坷的经历、辉煌的晚年和教学的感悟。他就是原太原教育学院副院长，一位学化学却成为教育学教授的跨界学者，一位桃李满天下、91岁还讲课的耄耋教授。

　　人生中的两个兴奋期

    杨国杰是辽宁枫城县人，1919年出生，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四书五经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他年轻时的精神追求。18岁那年，他考上吉林师范大学，成为县城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件难忘的高兴事。虽然他喜欢文学，但是他选择了学化学，因为他认为科学是能够救国的。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1937年风华正茂的杨国杰踏上了求学之路。

    大学毕业后的杨国杰到丹东当了一名教化学的老师，这时的他迎来人生中第二个兴奋期，此时“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已经成为他新的精神信仰。虽然学的是化学，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大学时编过杂志，当老师后又给《安东时报》投稿，写关于新闻学的文章，得到了编辑的赏识和器重，让他负责编辑“拓荒”版。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文学杂志《艺光》的主编，并深受鲁迅的影响，写了不少笔锋辛辣的杂文，还写了一些小说，其中有一篇名为《江上之歌》，其中的片断《鸭绿江之月》被谱成了动听的歌曲广为流传。他还导演了《雷雨》、《鬼恋》等话剧，一时间成为了丹东城里风头最劲的文学先锋。

    辽沈战役爆发前，杨国杰来到北平，1949年4月进入党的华北大学接受培训。当时他还曾经就“谁能救中国”与辅导员辩得昏天黑地。本来杨国杰思想上还有些转不过弯，但看过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之后，真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参加了开国大典，见到了毛主席，让他从心里感到自豪。此后，他到太原兵工学校当教师，随后又历任教务科长、二部主任、副校长、副院长等职。195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坚定了无产阶级信仰，并决心为教育事业奉献他的全部。

    杨国杰深有感触地说，我从小接受中国优良文化传统——孔孟之道的教育，有着温良恭俭的性格，又受到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熏陶，这些都为我追求真理打下坚实的根基。最终，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选择教育事业，为之奋斗至今。

    “六十能学艺”

    “文革”中，杨国杰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遭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住的房子比别人的都小，每天要去校办工厂做工，这些都没有让他丧失信心，但最让他觉得难受的事情就是不能讲课，不能教书。改革开放迎来祖国的春天，杨国杰重新走上讲台，听见打铃上课就高兴得不行。虽然此时的他已年近60，虽然手写一个字都疼痛不已。但当他又走上三尺讲台时，神采无比焕发，由此迎来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64岁时，杨国杰评上了教育学教授，这是他人生中最感到兴奋的事情，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探索实践，写成了国内第一本学校管理学的著作，成为学校管理学的开拓者，也使他“老夫聊发少年狂”，事业攀登到了新的顶峰。

    杨国杰主编并正式出版的全国首部学校管理学《中学管理》，虽然不是什么大部头，但毕竟填补了我国教育学领域的空白。他也因此走出娘子关，登上全国教育讲坛，并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理事。杨国杰在会议上发言呼吁全国教育专家学者都来关注学校管理学、创建研究学校管理学，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大家发起成立了学校管理研究会筹备组。1983年10月，全国学校管理研究会在西安成立，杨国杰被选为首届常务理事，成为学校管理学学科带头人，并开始到处去讲学，他在60岁到75岁的15年间，应邀到四川、辽宁、山东、江西等11个省和十几所大学及教育学院讲学439场次。他还主编并出版了《学校管理资料实例集萃》、《中国实用方法大全》（被评为全国十佳图书）、《中国实用人际关系大全》、《青年教师五十问》等书。

    杨国杰在全国给中学校长讲学中，还给校长们送去不少他写的对联。回想“文革”有十年时间不能工作，他写的对联是“身逢左祸，报国无门”，横批是“无奈”。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果，他又送上对联，上联是“幸逢盛世”，下联是“报国有门”，横批叫作“得干”。在讲新课改时，他又写出对联：“抓住机遇，大展宏图”，横批是“腾飞”。这些对联不仅是他心境的最佳写照，也寄托着他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殷切期盼。

    谈起这些，杨国杰难抑激动的心情，他说，没想到我教了一辈子书，我教学的巅峰，未出现在风华正茂的岁月，却出现在花甲之后。人说“三十不学艺”，我却享受到“六十能学艺”之乐。这是个人的幸运，更是时代的魅力。

    化人先化心，育人先育心 

    杨国杰从事了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他始终认为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主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不乐学，别人让学，学不好，自主学习才会活到老，学到老。他是自我教育的实践者，终身学习对他来说，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和乐趣。

    拿他本人来说，1987年离休时已经快70岁了，但他没有在家中颐养天年，而是到处讲学，还被学校返聘，除在本院继续任课外，还担任了本院学报的副主编，一干就是7年。从1994年11月起又被学院聘为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指导全院的教学工作。

    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密切关注着教育改革各方面的进展和变化。2001年新课程改革在部分城市搞试点，他通过翻阅众多报刊，感到这次课程改革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过的，具有重要意义。他不顾83岁高龄，奋笔疾书写了“新教材改革与教师角色转变”一文，发表在《太原日报》理论版。2004年12月，他又针对新课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撰写了《新课改引发的教育改革走向的思考》一文。2005年3月他又将全国各地开展新课改的好经验和做法、体会写成讲稿，以《教改动态》为题，在市教院举办的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班讲授。校长们高兴地说，听了杨教授的课，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搞好新课改的信心也更强了。

    杨国杰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走自己的路，开自己的花，绽放自己独特的芬芳”。这也是他追求的一种境界。2007年88岁高龄的他，发表了《心育定位与内涵——试论心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一文。文中谈到，心育即心理教育或心理素质教育，它不应和德、智、体、美并列为“一育”，因为它们不是同一类型的事物，而是它们更深层次的、内在的心理机制。杨国杰进一步提出，化人先化心，育人先育心，育心应是人的发展、潜能的发挥、人格的完善的核心。

    杨国杰就是这样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却“寓学于乐，寓教于乐，寓工作于乐，寓笔耕于乐，其乐无穷。”他还表示了他的三个期待，一是健康地活到100岁，二是在不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条件下，讲课讲到95岁，三是99岁还能写文章。他说，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还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一位老教育家令人感佩的爱国情怀。（本报记者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