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家族》：擦亮人物个性的光泽

    季宇创作的《新安家族》集徽州地域文化与徽商经济文化为一体，积淀了作家对本土历史文化精神的深沉思索，也凸现出作家浓烈的当代意识，具有全景式的文学叙事与强烈的审美穿透力。

    作家为这部小说所供的“历史场景”，是外辱内患、风雨飘摇的中国近代社会。清末民初，民族资本的艰难崛起与屈辱经历成为《新安家族》谋篇布局的鲜明的时代背景。以徽商汪、许、鲍三大家族的恩怨情仇、风雨历程为故事构架与情节线索，从而演绎出“家族史”与“民族史”的生死相连，“商道”与“商术”的同异冲突，“个人爱情”与“家族利益”的两难之境……

    这部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后记里说：“从写作一开始，我就确定了目标，实际上三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不过是故事的表象与外壳，内在的东西则是写人。”小说中那些人物的传奇经历与情感纠葛，虽然烙刻上了那个年代环境与家族渊源的印记，但也多姿多色，引人入胜。真正构成小说内在活力与审美意蕴的，却是这些人物极富个性光泽的行为处事与人格特征。

    鲍清源从一个狂热而多情的富商公子，最终蜕变为一个近乎冷酷无情的金融大亨，这其中包裹着多少时光的磨砺，又包裹着多少人生的错失与遗恨；鲍清源、沈碧云与程天送一家三口的悲欢离合，几乎成为全书故事情节发生重大转折的爆发点；汪仁福的道德准则与行商之道，也几乎囊括了徽商家族精神的全部精华与糟粕，他对亲生儿子文南的“舔犊之情”与难言之隐，也影响着主要事件的走向与主要人物的处境；许晴川的穷凶极恶，显然是作为程天送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善与恶的鲜明对立，酿就了小说的戏剧性冲突，开掘了一部优秀作品应有的历史深度与人性内涵，当然也同时传达了作家遏制罪恶、匡扶正义的道德诉求与批判指向。

    小说的主人公是程天送，他是作家对徽商现象全部理解的产物。这个人物的时间跨度，经历了从晚清到抗战的历史进程。因此，程天送的形象可谓是旧时代徽商的集大成者与终结者。“他从一个弃婴、一个学徒，历经磨难和坎坷，逐渐成长为一代民族实业家的过程，寄托了我对徽商的理解……程天送从对内求发展到对外争商权的升华，既是他个人成熟的标志，也是每个民族的最终发展之道。”（小说后记）。

    在长篇小说中，对人物人生经历、性格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审美处理，向来是作家文本操作的首要任务。如何避免由于庸常的生活流程与简单的道德评说而遮蔽人物的个性光芒，这是考验小说家的文学智慧与叙事能力的关键。《新安家族》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成功的，它让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变化始终贴近生活事件与矛盾冲突，在紧张的人物关系与复杂的事件突变中，展示人物的成长过程与精神世界。

    作家为程天送的人生经历的文学设计饱满而生动：幼小遭弃、南洋磨难、钱庄学徒、商场拼搏、爱情周折直至毁家纾难……不是风口浪尖，就是暗流险滩。“黄浦江倾茶”这一细节描写，不仅是主人公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敢选择，也是民族尊严一次威武不屈的伸张。主人公的结局是悲壮的：在阴谋与暴力的枪声中倒下，与汪仁康“自沉黄浦江”的英雄壮举一样，树立起来的是一代徽商舍生取义的崇高境界。

    《新安家族》中的女性形象同样值得关注。季宇说过：“新安江的水就是女人的眼泪。”在以往徽商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出现这样的画面：每一个成功的徽商形象背后，都有一个寂寞空守、忍辱认命的“怨妇”形象。“望夫”成为“徽州女人”的宿命。而在《新安家族》中，对“徽州女人”的文学描写与性格定位，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过去的认知疆域，而活生生地凸现出一代徽商女子新的精神面貌。

    汪文静、汪文雅姐妹对爱情的自由选择与自我决断，已经让人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沈碧云的爱情挣扎，是令人同情与悲悯的，她的“削发为尼”，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无言的抗争。沈碧云的精神毁灭，恰如旧时代徽商的衰败一样，都应该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恩格斯语），从而使这部表现徽商盛衰的长篇小说，获取了悲剧性的史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