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找寻精神家园

    “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梁鸿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记者：《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文本，再现了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因为梁庄，大家认识了你，又是什么，让你一步步回到梁庄，直至贴近它？

    梁鸿：写作《中国在梁庄》并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归乡”情结，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困顿与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乡，也经常有回望故乡的情结。但是如果你的故乡是乡村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为“底层”、“边缘”的代名词。我想，这一不容回避的现实不只是关心故乡的人应该关注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民众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

    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记者：当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逝去的亲人，用心倾听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时，却发现，“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这样一种解读背后，让你有怎样的思考？

    梁鸿：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如果我们的子宫不健康，也很难培育出健康的孩子和人生。没有故乡，没有根，意味着一个人无家可归。这对于民族发展和作为人类生存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以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人心的东西。经济可以计量，可以作为功绩，人心却看不见。但是，人心又是一个民族情感健康和心灵温暖的基本因素。人心涣散了，人心被伤害了。我们拥有高楼大厦，拥有那么高的GDP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同时，它也会累积出许多实际的社会矛盾。

    记者：在蓬勃的“废墟村庄”里、在颓废的学校里，理想青年的落魄、青春少年的心理郁结、困于村庄的老人……各种各样的人成为书的主体。在他们身上，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以极其复杂的纠结方式展现出来，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访客无法获知的。你让我们了解了真实的乡村图景。但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能产生实际的作用吗？

    梁鸿：“发现”与“展示”本身就是意义。我们能够真正意识到问题，总有一天会慢慢改善。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不想把农民、乡村看作某一个阶层，某一种符号，或某种类别，我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写出来，作为非常具体的个体存在写出来。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感受，而不只是抽象的怜悯和同情。如果大家看了《中国在梁庄》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广阔而复杂的土地，有对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产生某种温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义就实现了。因为，心灵多了这样一个空间，就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有不一样的想法，最起码，它多了一个思考的维度。

    记者：你认为当前的现代化发展和村庄、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梁鸿：学术界很多人早就在说，乡土中国已经终结。这样的表述似乎很正确，因为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无法阻挡，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它是一种必然就忽略掉它非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把乡土中国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给抛弃掉。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时，并从此出发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的存在。他们的情感、思想、风俗，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转型。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样的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的，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如果全部否定掉这些，我们又怎样进入了这个误区？

    记者：在你心中，理想的农村生活又是怎样？如何达到这一理想境界？

    梁鸿：当然是“田园诗”的生活，这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梦想。但这种生活，并非传统文化中的“老死不相往来”、“泥屋瓦房”式的田园诗，而是那种能够珍惜、尊重民族古老传统，尊重人心和朴素情感方式的生活。它尊重大地，尊重泥土，尊重来自于大地之中的生命。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的乡村才是健康的、幸福的。到那时，乡村，不管是城市化建筑，还是东方传统式建筑，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精神内核是完整而丰富的。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的政策执行者在执行具体的政策时，能够从农民的情感、农民的需求，能够真正以爱国、爱家者的身份加以考虑，而不是只从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去考虑，我想，即使问题再多，也会慢慢地有所改善。

    记者：你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你觉得写作《中国在梁庄》对你以后的学术思考有没有影响？以后还会再有相关的创作或研究吗？

    梁鸿：肯定是有的。我自己感觉，这本书之后，我的精神更踏实，更能触摸大地。在重新回到学术研究时，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思考中国当代文化与思想状况时，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宽广之感和深远之感，对很多问题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有了某种顿悟。我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做。我想，这是因为学术对我来说不再只是知识生产，它也与自我精神的存在、与时代和社会相一致。

    对我来说，《中国在梁庄》不是一次终结性的行动，它只是开始，我还会以其他方式的写作不断走进乡村，小说的、散文的、学术的等等。这将是伴随我一生的行动，不只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心，也是对自我精神的救赎。

    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