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人才,贵在知人善任。作为共和国的科学巨擘,生平不喜张扬的钱学森,不仅在专业上成就等身,在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方面,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同样功勋卓著。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钱学森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听他们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钱学森识人用人的生动故事,其中体现的超群用人智慧和选才哲学,让人回味、赞叹。
“就按年轻人意见办”
1964年6月底的一天,中国西北的一片戈壁滩上,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即将发射。
由于在试验发射时,导弹射程不够,在场的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运载火箭肚子里多添加点推进剂。这时,一个中尉站起来说,如果变一个思路,火箭重量减轻,射程同样会变远,“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但是,没有人理会这个军衔级别最低的年轻人的建议。
凭着一股执著,这个叫王永志的年轻人找到钱学森。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他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的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法,也开始了对王永志这个人的关心和培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二代战略火箭开始研制。第二代型号怎么解决?是不是该启用新人?可当时老一辈科学家都还在总计划师的位置上,谁也不敢得罪人。还是钱学森在七机部党委扩大会上提出,第二代战略导弹应该由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我建议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钱学森的推荐,使王永志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此后的20几年中,王永志继往开来,锐意创新,不仅让“长征”系列火箭的家族中增添了许多新成员,还担任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把中国航天员成功送上了太空。
“拟同意”催生飞鱼
1984年,在建国35周年阅兵仪式上,一枚枚蓝色的新一代飞航导弹格外引人注目,天安门城楼上敏感的外国武官惊呼起来:“飞鱼!飞鱼!”
谈起“飞鱼”的研制,还要把时光回溯到1960年前后。
“飞鱼”导弹是战术海防导弹,是一种超低空超音速飞行的导弹。这一技术是世界性难题,长期无人能突破。1961年,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知难而退,停止了对这种导弹的研制。
然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梁守槃却认为,这种导弹技术先进,非常适合我国国防战略的需要,应该抓紧进行研制。
但在当时条件下,梁守槃提出的这个计划太大胆了。在他把计划交到七机部部长王秉璋手中的同时,也有人把反对的意见送到王秉璋的案头。
困境中的梁守槃给钱学森写了封信,阐述了自己的计划。钱学森认真阅读了他的设想和技术方案后,被其中严密的逻辑、严格的和确凿的数据深深打动了。
但是,钱学森时任七机部副部长,梁守槃提出这个计划是直接交给了七机部部长王秉璋的,反对者的意见也是直接交到部长手中的。按常理说,钱学森可以不插手此事。
但钱学森完全没有想这些,他只是在想梁守槃的建议可不可行,其中的技术难点和突破点该怎么解决,这枚导弹对中国的海防、对国家和人民是否具有重大意义。
很快,钱学森在信上批了一行简单的字:“拟同意梁守槃同志的意见。”
钱学森的批示,简直就是一槌定音,因为没有人会质疑钱学森在学术上的科学判断。
后来让世界各国惊讶羡慕的“飞鱼”,就这样开始了在中国孕育、产生的过程。
农业战线也收弟子
埋头于科研的青年和后生,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常受人冷落。钱学森却总是乐于发现和培养这些小人物,把他们视为知己,给他们以格外的关照。
他与山西省一位普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张沁文的交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1978年冬天,山西省右玉县的青年张沁文受到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学理论的启发,写出了《农业系统工程·农业学》初稿,并以书信形式寄给了钱学森,以求得到指导。
两个月以后,张沁文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从此,他们经常通过书信往来,交流观点,研究学问。
1980年3月9日,钱学森赴太原卫星发射基地时,在太原迎泽宾馆会见了张沁文。钱学森主动提出与张沁文合作,为中国科协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系统工程普及讲座撰写《农业系统工程》一讲的讲稿。
这一天,钱学森在太原市逗留的时间包括用餐在内,总共只有3个小时,而与张沁文的谈话,就占去了1小时45分钟。
由于钱学森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扶持,张沁文最终在农业系统工程的研究中,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
一位记者曾经向钱学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钱老,您在火箭、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里,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为何还要花气力在农业战线收留‘弟子’呢?”
钱学森笑微微地回答这位记者说:“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内心深处始终惦记着农业革命。目前,我能做到的事情,也只有在农业战线多交几个青年朋友了。因为中国农业革命的未来,将属于他们。”
一席话,道出了钱学森“以天下为己任”,甘当“园丁”的博大襟怀!
本报记者 罗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