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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数以亿计的外来务工人员离开农村,走进城市,为创造物质财富做着最底层却是最不可忽略的贡献。与此同时,反映这一群体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打工文化作品应运而生,它们打开了外来务工人员情感表达的闸门,让他们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心灵得到慰藉,也让整个社会更多地去关注这个群体的情感需求和生存状况。
城市角落熬煮的“心灵鸡汤”
社会在广泛关注打工者讨薪、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的同时,常常忽略了他们精神世界的匮乏。“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怕加班,更怕下班,业余时间无从打发”，是打工者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心理层面上来说,“除承受了教育与现实的严重错位的创痛外,还承受着另一种特殊的内伤: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 (“打工诗人”罗德远语)
在外来务工人员精神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背景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开始出现大批优秀打工作家和打工作品。1984年,《特区文学》刊发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打响了全国打工文学的“第一炮”。随后,《大鹏湾》、《佛山文学》等以发表打工文学为主的期刊杂志陆续出现,为打工文学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打工者们,或者通过写作的方式找到情感宣泄的渠道,实现自我价值,或者从这些摹写身边真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上,触摸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
“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是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发出的‘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为市场经济挤迫之下的打工一族提供了舒缓紧张压力的精神食粮。”对打工文学有着多年研究的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说。
在北京郊区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几个爱好文艺的打工者以自娱自乐为初衷,组建了一个打工艺术团,而后扩展成名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城里人一样,我们外来务工人员同样有精神文化上的需求,城市的主流文化我们既欣赏不了也没有条件欣赏,我们需要的是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文化。”“工友之家”创始人之一王德志说。
如今,北京“工友之家”已拥有打工文化博物馆、剧场、电影院、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等机构。虽然场地、设备依然简陋,虽然处在一个“和三环内截然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们的艺术作品还很粗糙稚嫩,但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工友们创作诗歌、编排话剧、拍摄纪录片,每周末放电影的时间迎来大批周边的打工者,艺术团在各工地的巡演无不获得热烈欢迎。
沉重的底色也能闪耀光辉
反映底层打工生活“原生态”的特点,决定了打工文化沉重的底色,物质条件的匮乏、融入城市过程中受到的冷落与歧视、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渴望尊重与身份认同等内容构成了打工文学的灰色基调,折射出作者浓重的苦难意识。
“打工者 是我 他 你或者应该如被本地人/唤着捞仔捞妹一样/带着梦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退去的青春……”(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南方出租屋/蚊子是先我而至的住客/黑暗中/让我的血液再次鲜活……与我同室而居的蚊子/温暖了我寂寞的心灵。” (罗德远《与一只蚊子同室而居》)
和这些充满哀怨的文字相比,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的话剧《城市里的村庄》用更直白的方式进行呐喊。“团结一心跟他干!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打开我的胸膛/看到老板的心更黑/打开我的胸膛/揭穿虚伪和权威”。孙恒的歌曲《开胸验肺》更如一支利剑,直指底层工人的不公正待遇。
打工文学正是凭借这种摄人心魄的情感诉求引人关注,尤其在打工者中间引起共鸣。“疼痛是打工文学最为耀眼也最刺人心的主题,它真实,悲切,有强大的灼热感和穿透力。”作家彭学明说,“但如果都只是在集体呼喊疼痛、表达苦难,打工文学就会逊色很多。”
“许多打工文学作品的确还停留在仅仅揭示打工生活的层面上,欠缺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开拓,对正在进行的对外开放与四化建设欠缺理解,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因而充满破碎感与压抑感。”杨宏海指出,“我们需要写出商品经济带来人的异化,同样需要表现人在克服异化的努力中闪射出来的光辉。”
“疏导消极情绪,可适度放开杂志、刊物、评奖比赛等,为文化作品提供平台,营造氛围,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杨宏海介绍,沉湎于个人悲苦的创作风格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如林坚、张伟明、安子、黄秀萍的作品,不仅写出了社会转型期的“美丽的混乱”、打工阶层的“漂泊的迷惘”,更是以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刻画出广大打工者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沉重的潇洒”。不久前,王十月凭借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突破了单纯对劳资关系的摹写,引入全球化视野,揭示了中国打工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成为又一具有较高思想深度的打工文学代表作。
对于打工文化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负面情绪,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程同顺表示,外来务工人员的确处在比较艰辛的生存状态中,想要引导打工文化跳脱悲苦情绪,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首先应该从政策上去关心扶持打工群体,为他们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更为平等的工作、生活环境。
需要扶持,更需要认可
尽管打工文化立足于全国2.3亿外来务工人员,但由于他们在受教育方面的缺失、所处的较为底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在某些“精英阶层”面前,这种文化景观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希望能改善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更希望得到鼓励、认可,而非排挤和偏见。”“打工诗人”何真宗说。
与此同时,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视角、接近底层“原生态”的优势,以及日渐成熟的表达技巧,逐渐得到主流文学的肯定,《人民文学》、《十月》、《作品》、《诗刊》、《花城》、《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重点文学期刊开始频现打工作品;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有分量的奖项越来越多地授予打工作家;郭建勋描写新时期农民工生活的长篇小说《天堂凹》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公映;孙恒创作的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打动了无数人的心;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广告词“深圳,和世界没有距离”,也出自一位打工妹之手……事实证明,打工者身上蕴藏着不可小觑的文学创造力。
然而在收获鲜花和掌声的同时,很少人能想象得到打工文学作品是在何种环境下诞生的:何真宗的写作基本上是伏在铁架床上完成的;汪洋回忆,自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比如冲凉的时候,别人在排队,他就抓紧写东西;柳东妩白天修路,晚上则在路灯下看书;郑小琼在获得人民文学奖之后拒绝媒体采访,担心诗人身份曝光后,会丢掉业务员的工作……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说,许多优秀的打工作家生活很艰难,经常“等米下锅”,不少基础不错的作品来不及精心打磨就匆匆拿去发表,或者刊登在一些影响不大但稿酬相对丰厚的期刊上,如果能给予更大力度的扶持,他们将能够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要真正实现打工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我们的政府还要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建设合理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杨宏海说。
在拥有庞大打工群体的深圳,打工者的文化生活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据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亚兵介绍,深圳市委为充分实现打工阶层的文化权利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从多方面扶持打工文学作家,包括成立课题组进行调研,下拨专项资金开办作家培训班、选派作家考察学习等,此外,举办一年一度的外来打工文化节,努力解决外来工子女的教育、医疗等问题。而深圳宝安区作为打工文学的策源地,还诞生了全国首个专门刊登打工文学作品的周刊《打工文学》,为打工作家提供了一块宝贵的创作园地。
本报记者 赵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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