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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创新的影子无处不在，但创新还是离我们很远。
看看当下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创新班”、“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人才计划”、“优才计划”比比皆是。但细思量，这些拉开架势，打着“创新”旗号的工程、计划，有多少创新之处？中学，“创新班”的学生不仅周一到周五忙着上课，连晚上、周末也没得一点儿空闲，对接自主招生，创新人才真能这样速成？大学，且看“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果：一流学生必出国；次一流学生求保研，当然，保研之后还是要出国；再次一流的进外企。真正留下来“创新”的人才还有多少？
当我们孜孜以求创新人才时，是否更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消磨了学生创新的锐力？
何文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7级本科生。上学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留学的经历让她有了对中国教育提问的勇气。所有的疑问都源自她的真实感受，记者梳理的几位著名学者的感言也无不出自他们丰厚的人生和学术阅历。或许，仍找不到答案。但问答之间，让我们共同思考，孕育创新人才的路上，哪些疑问必须解开。
谁让我们丧失了质疑的能力？
在美国，几乎每个老师的每一个提问都有一大片学生举手，教授通过不断的提问、应答、反驳、再追问，使学生不得不陷入思维的冲突，在满腹疑问中寻求出路。一门课所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新信息，而是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老师对学生说，“以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时间讨论”，“你是不是开小差了，我刚才已经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因此，在中国的课堂上，不提问、不发言最安全。而当大学教授不给我们更多的质疑权、发言权时，大多数同学已经没有了发言和提问的能力。
——何文娟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
教了41年书，有三个好像是老生常谈，但仍觉得很重要的感受：
第一，因材施教。回想做学生时，谁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多半是那些鼓励提问、耐心应答，无私地把他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讨论、分享的老师。如果他下了课就走人，课堂下见不到人，这样的老师不会是学生日后感激的人。
第二，给学生做一些能够自我发挥，没有固定答案的作业。
第三，刚教书的时候，我老觉得学生差，怎么我讲了半天你们都不懂，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教的不得法。由此我慢慢感到，教师的任务不是教，而是让学生真正学到。
教育者应该做什么？
第一，不要拿太深的学问吓倒学生，吓倒了兴趣就没了，之后就不能理解和创新了。
第二，对学生未必成熟，哪怕只有一点点真理存在的想法，都不要随意批评，否则会抹杀他的积极性或自信心。
第三，现在很多内地的教授很忙，带很多博士生。他没办法花时间一个一个好好带，就把他的学问好像分成块，每一块分给一个学生做，在他脑子里有一幅拼图，但学生没法看到他的拼图，只知道自己那块，却不知道别人那块。因此思路必须跟导师一样，不然就拼不起来了。这样学生的发展怎么超过老师？如果学生永远超不过老师，这个社会怎么进步？
除了分数老师还能给我们什么？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任何一份作业都能得到教授或助教的书面反馈，从他们中肯的反馈中我收获很大。
而在国内，同学们费尽心思完成的学术论文，除了一个分数之外我们无法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书面反馈。
我们理解管理者和决策者的各种无奈和担忧，但以一名学生的视角，一所大学至少应该有能力要求每一个教授为了提高自己的课堂质量在开学的时候发一份教学大纲，让学生知道这个学期要学什么、怎么学、什么时候阅读什么书，也至少应该可以给学生的每一份作业、每一份论文一个公道的认真的评价。除了冷冰冰的分数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反馈，书面中肯的反馈。
——何文娟
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物理学家）
一个人的成长，跟他的老师有密切关系。
我1946年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在那里，最珍贵、最值得回忆的是费米教授发问的问题。
费米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自力更生、独立思考的精神，每星期花半天对我作一对一的教导。有一次，他问我：太阳中心的近似温度是多少？我回答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费米说：“你验证过吗？”因为这不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问题，我回答说：“……这个……没有……太复杂了。”费米教授说：“必须自己独立证实，才可信任，我们想个办法，使你可以自证。”
费米教授建议并帮我设计和用手工做了一架专用的“大计算尺”。有了这个大“玩具”，很快地我可以自己运算太阳内部的温度分布，大大增进了自信和兴趣。
他当时非常忙，这完全是花时间提高我的兴趣，让我知道虽然不是自己研究的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它。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面对所有问题，我都想费米老师会怎样做。
这是真正的教授学生。
我想说的是：“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为什么我们只擅长记忆知识？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选课周期间，学校要求学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阅读，还有自己的研究当中……但在国内，我们常会听到教授说，同学们，我想听一下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话音未落，全场同学哗的低下了头，全班鸦雀无声。久而久之，我们的大学课堂成了满堂灌，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我们在台下做笔记，这就是我们师生间的默契。
——何文娟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大师？
对比我在国外工作的经验，最初我感觉我们高等教育的问题出在课程体系不行，教材内容陈旧，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我在做中国科大校长时，就组织人员到全世界各地去调研，回来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开始进行得还好，后来却推行不下去了，因为教师们缺乏内在的动力，都愿意教自己熟悉的教材，不太愿意重新去学习新东西，没有机制、没有动力去驱动他们改革，光是校长和领导层推动还是不行，诸事很快就流于形式。
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牛津、剑桥，很少有人谈创新教育，但所做之事却总很创新。由此我认识到，课程体系和教材，乃至教学方法，都只是技术问题，是浮在表面的现象，教改是必须抓住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本身。不恰当的管理体制使教授发挥不了聪明才智，因此当前我国教改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把学校的管理体制扭回到学术主导的状态，不能只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
当前急需要做的，是尽量精简大学的行政机构及其人员，提高管理效率。
如何精简呢？我们准备尝试重新设计学科架构。大学沿用至今的管理系统和院系结构，已经不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必须逐步调整院系结构，不要让行政机构约束学术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适应交叉学科和学科集成发展的新型学术组织构架。
本报记者 丰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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