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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1月10日 星期一

    回望2010

    《 光明日报 》( 2011年01月10日   14 版)

        【编者按】

        2010年已经画上了句号。这一年,文学创作领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在新年的门槛上稍事休整,我们开始了梳理和评判。

        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论是热闹的影视作品,还是先锋的戏剧作品,都要以文学为源头,从这里汲取营养,寻找支撑。

        2010年的上乘作品,依然浸染着作家们的辛勤汗水,依然遵循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宗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依然突出,这是此番梳理的归宿点。

        从这期开始,本版开辟“回望2010”专栏,将推出的系列文章,既有综述性的宏观把握,也有具体文本的个案评析;既有思辨理性的观照,也有充满感性的描摹。期待通过多维度的立体展示,呈现出2010年文学创作领域的基本风貌,敬请关注。

        《填四川》:有血有肉的移民史

        《填四川》的作者王雨是个医生,为了这次写作,他查阅大量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资料,还专门跑到荣昌县路孔镇、盘龙镇采访和体验。在那里,他获得了不少第一手客家移民素材,历经数载,终成此书。

        作为业余作家,他此前有过几部作品,但面对这部历史小说,我还是生出由衷的敬佩。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难度很大的创作。作者克服了难度,进入了历史现场,找到了自己重构历史的话语方式。

        读后的感受首先是,《填四川》打开了一扇尘封既久的历史之门,它以传奇性很强的人物故事,重现了、概括了“湖广填四川”这一既惨烈又不无悲壮色彩的历史场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创作上的空白点。

        历来人们津津乐道的移民潮大致有四: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填四川。其中的前三个总不断有人描写、歌吟,而且不时地成为小说或影视中的热点。惟有“填四川”,不知什么原因,极少有人涉猎,更无影视方面的表现。是地域和本事不太适宜于文学表现?是史实本身缺少诗意和浪漫?是资料稀缺或者相关传说之类的积累太少?总之是,它一直空白着。

        从移民史的规模、意义和价值来看,“填四川”比之其他也许更为重大深远。从康熙发布“填川诏”直到嘉庆中叶才完成的这一时逾百年、人逾百万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在移民史上前所未有。有人称之为康乾盛世之前提,百年辉煌之前奏,是一次中华民族自我拯救、自我修复、自我强盛的壮举。

        这一时段的四川,从哀鸿遍野、十室九空,到仓禀充实、繁华稳定,“湖广填四川”之举确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顽韧精神,寻求生路,天不怕,地不怕,压倒一切困难的决心,在这一移民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寻根,不就是要寻这样的精神之根吗?

        对历史而言,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一个更大的移民潮——农村向城市的移动。透过这部《填四川》,回到眼下,我们对中国近代发展和现代转型的意义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填四川”的史迹无论多么重大,要用长篇小说来表现,终究只能是通过个别的、具象的、故事化和命运化的东西。小说须有小说的趣味,否则谁还会读它?幸好,《填四川》的作者没有陷入干巴巴的概念演绎,也没有用几条过于明显的经络图解历史,而是努力提供一部感性的、有血有肉的、甚至怵目惊心的移民史画卷。当时的风俗时令、人情物理、方言习尚,都有生动呈现;各色人物多变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这让读者看到,康乾时代踏上移民之途的人们,到底是怎样坚韧地活着。

        作者有能力赋予历史以血肉,他有相当的还原、重构、想象的能力。特别是逼真的感性和腾挪跌宕的传奇性,成为作者手中的利器。小说从主人公、宁德功之女宁徙千里迢迢赴川寻父写起,途中遇虎,夫妻失散,长子被抢,落脚于荣昌县路孔镇后与赵书林为邻,挖土获金,以及由之生发开去,与移民、土著、土匪、官吏、商贾、皇族等的纠葛交往,情仇恩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女主人公宁徙与父亲宁德功、与丈夫常维翰、与邻人赵书林之间的离散遇合,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悬念,非到解时不得其详。正如有人指出的,众多的人和事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卷写意画,历史真实性寓于大分大合、大悲大喜,艺术可读性则显示在诸般传奇因素当中。

        传奇性,既是《填四川》突出的艺术特点所在,也是它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处理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上,这部书也有独到之处。正史与野史,历史与传奇,想象与人物如何结合,在好看故事中如何带出历史消息,如何使一切通过小说的方式,而不是别的,这些是我欣赏的。宁徙一家的设计,悲欢离合,曲折惊险,九死一生,既符合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也是读者爱看的。

        这部小说无疑汲取了通俗的元素,却又不是一般意义的通俗小说。作者写小人物不忘大历史,康雍乾都出场了,当然写得并不都合理、饱满。小说的后半部陷于情节的迷障,眼花缭乱,忙于交代,缺少深化。但不管怎么说,宁徒是个伟大的富于创业精神的女性,她立足于荣昌县路孔镇,由插杆占地,白手兴农,到开办丝绸、夏布作坊,再到兴办煤矿、轿行实业,再到将经商触角伸向重庆、成都,她颇具概括力地表现了几代移民前赴后继填川、实川、富川,促成了四川经济社会的恢复和繁荣的进程。有了宁徙,等于有了魂,作者遂完成了一部草创史,也提供了一部心灵史。(雷 达)

        《风和日丽》:“寻父”与“审父”

        艾伟的小说《风和日丽》是以一个私生女作为主角的,这很耐人寻味,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小说的极大兴趣。无论是私生女还是私生子,这样一种特别的身份似乎必然包藏着很多的故事,他们会勾起人们的窥视欲望,作家们也愿意去挖掘他们的隐秘信息,故而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私生子或私生女的形象。

        艾伟决定以私生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看重私生女背后的隐秘故事和她对于读者的诱惑。他说:“我觉得私生女这个角度虽然很小,但却像一把匕首,可以刺破被革命修辞术叙述出来的华美的历史图景。”看来,艾伟所写的这个私生女具有隐喻的功能。

        杨小翼是一个将军的私生女。她的出场就意味着她的父母经历过一段浪漫的情事。这段情事发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年轻的军人尹泽桂在战斗中负伤,被悄悄地送到上海一所同情共产党的教会医院里治疗。在这里,他遇见了年轻美丽的小护士杨泸,他们相爱了。但军人尹泽桂必须返回战场,他到了延安后,与组织安排的对象结了婚。杨泸怀上了将军的孩子却只能作为私生女抚养大。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加浪漫的故事不是一个轻率的、欲望化的故事,这是两个年轻人的真诚相爱。这恰是艾伟要追问的症结所在。

        也就是说,艾伟讲述的这个故事与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同类型故事有根本的不同,常常有作家讲述革命者的风流故事,但这种风流故事多半只是革命者在伟大革命行动中的一个插曲而已,留下的也多半是一个轻率的革命者和一个悲剧性的痴情女。

        艾伟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真诚的爱情却会戛然断裂,为什么当革命胜利了,这段革命加浪漫的情事仍然讳莫如深。于是,他与私生女杨小翼一起走上了“寻父”和“审父”的道路。

        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过程虽然非常艰难,但更艰难的却是得到父亲的承认。所以,当杨小翼看到父亲却又被迫离开北京后,她就开始了一个“审父”的过程。直到她成为了革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最感兴趣的就是研究革命者的遗孤及其私生子问题。她发现,私生子的处境要比遗孤艰难得多,这些私生子是“因为伦理的原因和某种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而被抛弃在外,流落民间,其血统成为一个问题”。

        血统,是艾伟用私生女这把匕首刺破革命历史图景后所得到的真相。血统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当我们从文化意义上进入到血统这个词时,就发现了私生女的隐喻义。

        革命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结合是非常美妙的事,然而却只能埋藏在革命的隐蔽处,不能赋予其合法的位置。而以后的一系列悲剧都与它的不合法有关。如果继续追溯杨泸的文化血统,她的身上深深留下了贵族文化精神的印记。

        反思中国革命进程,正是对贵族文化精神的暧昧态度,给新社会的文化精神建设埋下了祸种。贵族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无疑是要被打倒的,但贵族精神积淀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却应该传承下来。事实上,当革命成功之后,必然要通过吸收贵族精神中的精英文化来建立新的秩序。但是,革命始终不愿给精英文化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像将军那样,即使他非常喜爱杨小翼,但一旦杨小翼公开身份,要认他做父亲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杨小翼赶出了家门。杨小翼的隐喻义就在于,革命需要与精英文化的结合,这样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让革命的蓝图落到实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精英文化却始终戴着不合法的枷锁,像一个私生女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艾伟以冷静客观的叙述,再现了精英文化被视为私生女的历史事实。

        经历了巨大的磨难,将军也在反省。他后来对杨小翼的儿子天安宠爱有加,这暗示着革命开始从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走出,能够正视精英文化的建设性。将军在天安的墓前刻下自己当年在巴黎写的诗句,就明显有这层含义。

        但将军仍然不愿公开认杨小翼为自己的女儿。我们与其将这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不如看成是历史与革命交汇时的瓶颈。而这一点,只有始终在“寻父”和“审父”途中的杨小翼理解到了。所以,当将军的儿子尹南方对杨小翼说将军对不起她和她的母亲时,她告诉尹南方,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

        艾伟不仅洞穿历史之核心,而且有历史的勇气。他要告诉人们,在这样一个历史与革命交汇的瓶颈处,他要为革命的“私生女”争取到合法的身份。(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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