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是“读”出来的吗？

    编者按 30年，我国从无到有创建了博士培养体系，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博士教育大国。开展博士生教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博士生教育，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遭遇人们对其质量的“拷问”。博士生培养面临什么样的转型？培养博士生，如何真正体现学校办学自主权？国外高校有何经验可借鉴？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关注博士生培养”系列报道。

    时下，各高校博士招生报名工作陆续结束。为成功“读博”，学子们正紧张复习，备战春季即将开始的博士生考试。

    “‘读博’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也把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简单化了。”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宜生教授说，博士生教育一直被视为“知识创新”的过程，而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科学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博士研究生是要读书，但博士学位不是“读”出来的。

    博士：课题不是做出来的，是抢时间抢出来的

    “尽管我有很大兴趣做学术，但读博期间也有烦恼和压力。”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专业08级博士张大勇说，“对我而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就业，现在博士越来越多，期望值高、竞争压力大。另外，博士学制太短，国外读博一般是五年，也有八年的。而我们只有三年，做了两年的研究后，马上就要面临进入社会找工作的问题，只能抢时间做课题和毕业论文。”

    作为成年人，博士们对自己的处境、学校、导师、社会的境况会有理性的认识。尽管如此，他们坦言，追求学术并非读博的唯一原因。在张大勇看来，大家读博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学问为乐。学生专注于学问本身，甘心坐“冷板凳”，向往在简单的生活中拿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第二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人读博，更多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以读书做人为乐，实现一种学问以外更高层次的理想；第三种则是为个人创造更多利益，希望以读博为跳板或敲门砖，获取体面的收入和职务。

    除此之外，女博士和男博士不同的是，可能还要面临家庭和生育的问题。北京邮电大学的一名女博士告诉记者，这主要表现在学业和家庭的冲突、经济压力等。“总感觉时间不够用。现在只有国家每个月1000元的补助，不够，不过也没办法，读博士时间紧张，没有多余时间出去做兼职，我只能靠爱人养活了。”

    尽管如此，面对读博的得与惑，一些人仍对未来充满乐观。“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必然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博士的优势应该是更为广博的认知能力和人文关怀。高等教育的本质是提高认知能力，社会责任感，而不仅仅是学问家。”张大勇说。

    理工科博导：“读博”≠“发财”

    “现在，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都面临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导师的责任，也来自于学校的学科发展计划以及社会发展需要——博士数量多了，竞争也加剧了，它推动了学科建设，以及杰出人才、创新人才队伍的发展。”张宜生教授对记者说，“如果你带了四个博士，就得面临着四份压力。”

    在张宜生的科研团队里，他更多是担当一个教练的身份。整个科研组是一个亲密的团队，而要结题要做出成果，要带出优秀的博士，拿出优秀的学术成果，都是张宜生面临的压力。

    只强调博士论文，相对忽视科研训练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受到挑战。

    “我最向往的博士和博导的交流方式是能定期探讨与博士论文有关的话题、当代一些学术前沿问题，还有就业、生活话题。”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博士说，“师门不是冰冷的实验室，应该可以帮助我，包容我，鼓励我。”

    张宜生说，博士生论文必须有“独创性贡献”，即所谓“创新点”。对理工科学生来说，博士论文实际是科学（工程）实践的系统化总结，这不是可以闭门造就的。科研项目给了研究生进行科研攻关、创新实践、学术交流和科学总结的机会。

    张宜生坦言，中国的创新水平本来相对较低。如今资讯发达了，选择却更艰难了。就科研过程本身来说，博士们进入的课题组都是有一定的科研积累基础的，这是一个前仆后继的过程。博士们到了期限必须毕业，因此也就必须赶时间做科研，否则只能另招学生。在国外，博士读个五年八年很正常，而我国目前的制度还没有考虑到课题进展变化的特殊情况所需要的学制弹性。

    同样是做科研，相比自己的那个年代，张宜生认为，现在的博士们更多关注就业问题。在读博的最后一年，许多博士都要花精力找工作，在科研方面容易松懈延误，也有研究生把“读博”当作“发财”的过程，张宜生对此并不认同。“现在有很多读博的人确实发财了。他们在科研上作出一些成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自然也就拥有了财富。但这并不应当是读博的目的。”

    文科博导：师生相处亦师亦友

    文科素来强调人文关怀，但是导师的课题多了，带的学生多了，导师也可能面临无暇多顾的情况，能够完成本职工作已经难能可贵。

    谈及理想的博士与博导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荣军认为，和学生相处最好的方式是亦师亦友，这也是他在教学中一直坚持的。除了学术上的交流以外，他认为老师应当以身作则，给学生一些人格上的影响。此外，通过交流也能够在生活上给予学生一些照顾。

    至于学术创新，刘荣军认为脱离现在的体制来谈创新，不太现实。“学生们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甚至一直到博士阶段，在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下，创新能力的‘新’字有多大实际价值，值得推敲。在老师都难以创新的情况下，要求学生去创新，这是不现实的。”刘荣军说，“创新需要有更多制度保障。”

本报通讯员 项 健 邹一娇 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