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头泰普林:我也是四川人

    1996年到2009年,他60岁到73岁，在他的美国护照近百次签证中，22次签往中国。朱利安·泰普林——一个美国老人，在中国绽放了他绚丽的夕阳红。

    他是心理学家，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13年前，作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派代表，他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契机，在中国，他生命的另一扇希望之门被打开了。

    “1996年，我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我还能活多久，我应该怎样过好余生。2003年，我又接受了一次大的心脏手术。通过这两次磨难，我开始重新掂量生命的重量。它让我看清，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理解、关心和互助是最可贵的。”泰普林做出选择，启动了关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中美合作教育（TSP）项目”，合作者是中国四川省社科院。

    13年来，他的足迹印满在中国的城乡山川。在四川、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他做了数百场讲座，听众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有孩子家长、老师，也有宾馆服务员、公务员、下岗工人。数千名教师得到过他的培训，接受了他倡导的教育理念。13年中，他与中国的学者、出版者合作，完成了《父母都是教育家》《孩子就是财富》等19本家庭教育著作的写作、翻译、出版。

大山深处有所美国人援建的友爱小学

    在天全县大窝小学教了13年书，李成林还是第一次到大城市成都来进修。不过，他心里还是很踏实。一路上，泰普林教授，那个美国老头儿，电话不断地打来：“车到哪了？”在哪儿转几路公共汽车,坐到哪儿换车……像是在叮嘱孩子。

    车到站了。下车还没站稳，李长林就看到了立交桥上那个白发老人。2010年春天的一天，料峭春寒中飘飞着细雨，他怎么穿得那样单薄？！李长林暗暗嗔怪着老头儿。

    泰普林也看到了李成林和他的同事，快步走下立交桥，他身边的年轻助手王晓燕连跑都追不上。

    对川大附小的十天考察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李成林和其他三位教师收获都不小。听了附小的精品课，和优秀教师交流……省吃俭用，泰普林为他们筹措的6000多元进修费，只花了1000多元，剩下的钱，几个老师准备按着泰普林教授提供的美国学前班的样儿，把大窝小学的学前班装备起来，不光是因为泰普林督得紧，他们也想让山里的娃娃享受一下现代教育。

    大窝小学，一所在天全县都很不起眼的山村小学，却是朱利安·泰普林的牵挂。

    2006年，泰普林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开展的项目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他想筹资在四川建一所希望小学。寻寻觅觅，机会初现。那次，在天全中学的讲座结束后，泰普林把想法说给了天全县教育局局长洋仁康，洋仁康一听兴奋起来：“你能给我20分钟吗？我带你去看一所学校。”尽管天色已晚，而且还要赶路，泰普林依然兴致盎然，马上上车，出发。

    20分钟已经大大超过，小车仍然颠簸在路上。洋仁康为拉住投资者的小伎俩很快暴露了，但没有人点破它。最后，能走车的路已到了尽头，学校还在一条土路的另一端。带路的高校长年轻且人高马大：“您上我的摩托，我带您去学校。”70岁的泰普林上了摩托，从后面搂住高校长的腰。

    尽管去过不少贫困的地方，大窝小学仍是泰普林看到的最破败的学校：主体是一座300年前的破庙，另两座相邻修建的校舍是几十年前扩建的土坯木条房。所谓窗，不过是墙上凿出的洞。两面墙上的窗洞，采光保暖不能两全。冬天，孩子们瑟瑟发抖；雨雪天，靠窗的书桌上雨雪狼藉。教师办公室一侧，两根木头斜搭在阁楼地板上，木头之间，横着几条木板，住校的老师，每天要踩着这“吱呀”乱叫、摇摇欲坠的楼梯回到阁楼上的宿舍，颇有些惊险。

    面前的一切，与泰普林众里寻了千百度的所在重合了。他决定：我的希望小学就建在这里。

    美国老人的行动，感动了企业家王滨，在老人为一半资金没有着落心急火燎之时，王滨伸出了援手。大窝友爱小学建设万事俱备。

    冬去春来，大窝友爱小学的校舍一寸寸长起来，终于出落成大窝土地上从没有过的三层楼房。新校舍落成典礼那天，泰普林在美国的家人都来了。大窝友爱小学的孩子们记住了“泰爷爷”说的话：“你们不要感谢我，我提供的硬件是不值钱的。重要的是你们通过使用它们，学到知识，了解世界，找到人生的理想，奋斗的目标，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东西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这话那么新鲜，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这话挺神奇，听了就忘不掉。

    校舍有了，老师的宿舍得到了改善，但家远的孩子上学耗在路上四五个小时还是大问题。泰普林继续筹资。终于，学生宿舍盖起来了，能住下50个孩子;宽敞的食堂，60个学生同时用餐没有一点儿问题。

    夜晚，11岁的李美红搂着憨憨的小熊进入了梦乡。小熊是她从小到大收到的第一个玩具。美红的家离学校很远，从一年级开始，她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要起床，赶路去学校。“冬天的时候，四点钟就要起床。在路上要花差不多三个小时喔。”美红说得很轻松，为上学，这个山里小姑娘吃过的苦，是与她一般大的城里孩子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宿舍建好后，美红成为住校生，那一年，她八岁。“一个人晚上睡觉有点怕。有了小熊，我有了伙伴。”和美红一样，大窝友爱小学的住校生每人都有一只可以作伴的小熊。泰普林来中国前，女儿苏珊专门给了他300美元，请他给孩子们买一些礼物。泰普林选择了小熊：孩子们这么小就离开家，离开妈妈的怀抱，有小熊的陪伴，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种安全感，像妈妈在身边一样。

    雨天，通往学校的山路上，再没有了泥里水里滚成泥蛋蛋般的学生娃。中午排队打饭，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娃儿们觉得好新鲜，好舒服。

    娃儿们有了这样好的地方读书，大窝村的人们心里生长着希望。可泰普林依然马不停蹄继续筹措资金，买来好几台DVD，置办了电脑室，还为学校添置了一台高级的尼康相机。泰普林一再叮咛：“让孩子们用来学习摄影。”

    “泰普林爷爷好，娃们回家总是说。”家长们说。大人、孩子，老师、学生把感激放在心里，他们知道，“泰爷爷”的钱来得不容易，那是他写书的稿费，讲课的报酬，是他从美国亲友那里筹措来的。“泰爷爷自己可节俭了，掉在桌上的饭粒，他会捡起来放进嘴里吃掉。”“吃饭要一个土豆丝，吃不完还要打包。”这小小的细节，师生们有的亲眼见，有的听说，但都知道。

    泰普林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在大窝这个小山村，他总感觉有一种身在故乡的感觉，他的内心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声音：“你和这里血脉相连，你就属于大窝。”

“我也是四川人”

    “汶川地震”发生后，外面的电话刚可以接进成都，四川少儿出版社编辑尹川就接到了泰普林打来的越洋电话：“你们怎么样？友爱小学怎么样？”话筒中的声音急切而焦躁。正在为亲友遭受灾难而愁楚的尹川，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泰普林内心的关切。直到听到那边近乎呐喊地说出“我也是四川人”，尹川被深深地触动了。

    “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东方国家的紧密联系。我想我也应该是一个四川人，我甚至疯狂地希望自己就在中国，就在地震灾区，兴许我这个老头子还能派上点儿用场，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泰普林说。那几天，他整天似乎只有两件事可做，要么呆呆地看着电视新闻中四川地震的画面，要么，像一只“搜救犬”一样在房间里四处徘徊，无所作为。

    泰普林打电话给一直合作的张祥荣：“做好准备，随时为灾区的人们做些什么。当务之急是孩子们急需的心理康复。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你还有TSP团队必须投身其中，这是我们的使命。”

    泰普林急切地要到四川去。但他的鼻癌已拖得太久，必须马上实行手术。两个月后，泰普林终于再一次踏上四川的土地。“友爱小学怎么样了？”走下飞机的泰普林问了第一个问题。

    面前的破碎山河和残垣断壁让泰普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父亲在前线与法西斯作战，我随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我内心感到惶惑不安，至今留下创伤。灾后创建新生活一定要从孩子心理康复开始，不能留有遗憾啊！”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泰普林仿佛成了一个“地质心理学家”，沿着龙门山断裂带，哪里灾重，他和他的团队就奔向哪里。走访了数不清的山村、集镇、学校，给孩子们带去图书、文具，在操场、帐篷前带着孩子做心理健康游戏。他努力想让孩子们感到现在是安全的，不久生活一定会正常起来，地震只是瞬间的灾难，他们的道路还长，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们经历。

    无论身在美国还是中国，泰普林的心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灾区的孩子们，努力通过面询和电子邮件让孩子获得心灵上的安抚。张祥荣说，两年多来，他一直支持着我在灾区的工作，总是鼓励我为灾区的孩子多做一点儿事。没有他的指导，我在灾区的心理重建工作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很难培训出几千个灾区心理安抚员，完成走访几十所灾区学校的任务，也无法进行让十多万灾区孩子受益的心理康复项目。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航迹

    去大窝友好小学的路上，我们在雅安见到了牟云娟。刚刚做了母亲的她，妩媚中增添了几分成熟。这个来自雅安山区巴布乡的女孩，已经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从旅游学校毕业到成为四川社科院硕士研究生,这段精彩的转变，泰普林是主要助推者。

    云娟至今记得泰普林走进她人生的那一刻。那是1998年的一天。住在酒店的那个“老外”又坐在了靠窗的位置上，正和男服务员曾庆豪交谈。听见“老外”答应庆豪教他英语的请求，在餐厅吧台当班的云娟和收银台的王雪丽也凑上去：“我们可以旁听吗？”“当然！但要在我有空的时间。你们有什么目标？”“自如地用英语与客人交谈。”云娟不假思索地回答。从那天开始，泰普林有了三个学生。课程的安排似不经意却雷打不动：只要泰普林住在毓秀苑，晚上的授课一定进行。不同于通行的教学，在泰普林和他的学生之间，除了知识的传授，人生计划的勾勒同时展开。

     生命航程轨迹的改变，悄无声息。

    “你还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吗？”尽管云娟工作先后有几次变化，但无论她在哪个岗位上，泰普林的追问始终与她的扪心自问相随。2002年初，在泰普林的鼓励、帮助下，云娟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远程教育英语本科。“开始学习的第二年，因压力大，我的胃出了问题。我告诉泰普林‘学习坚持不下去了’。他先是很惊讶，随后理解并鼓励我调整工作、生活，把学习坚持下去。”云娟说。 

    在张祥荣的帮助下，云娟调到四川社科院外事处工作。她学习的时间充足了，但每月收入却减少到300元，交了房费，所剩无几。“我要感谢泰普林和他的夫人卡罗琳，还有他的妹妹，有他们的鼓励资助，我才坚持把学业完成。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么多年，我把他们当成老师，也当成父母，亲人。”云娟眼中闪动着泪光。

    云娟是个苦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米饭不够吃，吃得最多的是玉米粑粑。晚上点的是清油灯。学费是母亲养鸡养鹅卖蛋的钱交的。”

    泰普林改变的不仅是云娟的人生。曾在毓秀苑做服务员的庆豪，如今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广西，泰普林和家人资助的翩翩，已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还有更多的人生，在悄然改变。

    “昆明全国书市，我们安排了泰普林新书的签售。来华途中，泰普林因‘9·11’发生被阻隔在底特律机场。克服千难万阻，他在签售活动前一天晚上到达首都机场，并星夜赶到昆明。签售活动十分成功，泰普林累坏了。他摇晃着酸痛的手腕对我说：‘手要断了，但我愿意写下去。’”“在泰普林为家长举办的讲座上，那些一身泥土的农民会哄堂大笑，他们听懂了。”为泰普林编书，耳濡目染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定宇说， “他改变了我。我不再和以前一样看人生、看得失。”

    在中国，张祥荣与泰普林一起度过的时间最多，共事的时间最长，13年中，每年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在一起工作、讲座、写作和调研。在泰普林的引导和指教下，张祥荣从职业翻译转变成了家庭教育专家。张祥荣自以为已经很了解这位‘上辈子是中国人’的美国教授了，但汶川地震发生后，泰普林对灾区人民命运同在、心手相连的感情，无私的援助，特别是对灾区孩子心理康复的关注，让张祥荣看到了至真至纯的大爱和人性的光辉，意识到自己“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在中国，更多的孩子听了泰普林的讲座，认识到了自己的兴趣和禀赋所在，了解了自己所要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成千上万的家长、教师，接受了泰普林的教育理念，加入了为孩子成长喝彩的行列。

    “每次离开中国，我总是恋恋不舍。回家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次快乐的旅途，更多的却是一种离愁别绪，是一种时空变换。一踏进家门，第一件事便是拿起网络电话打给中国朋友，道平安，诉思念。

    我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但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继续常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会慢慢接过我手中的工作，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陪衬，看其他人的讲座，看他们签售，看着友爱小学一天天发展壮大。

    到我走不动时，即使再也不能来中国而只能呆在家里，我的心也紧紧地跟随你们，我会常常问道：“你们还好吗?”拿出照片仔细端详，我会在心里想：“学校一定更漂亮了吧。”我会记起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等到必将到来的那一天，等到卡罗琳也来到我的身边，按照我们的传统，有人会把我们的骨灰撒到那些我们曾经到过的地方。这时，将没有人怀疑我是多么深爱着那些和你们一起走过的美好日子。"

    心曲低回。感动澎湃。

    “泰普林是教育界的白求恩。”得到过他帮助并改变了命运的人这样说，几乎每一个被他感动并被改变的人这样说。

    本报记者  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