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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和谐的理想 不和谐的时代

    ——浅谈《牡丹亭》的社会理想

    董晓玲 《 光明日报 》( 2010年12月31日   11 版)
    汤显祖画像

        昆曲《牡丹亭》以其对纯挚爱情的歌颂和无可比拟的艺术高度而闻名于世,却鲜有人掘出作者汤显祖在剧本中暗喻的和谐政治理想。杜丽娘对美好生命的崇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自然是全戏之重,其父南安太守杜宝镇守淮扬、出将入相的仕宦生涯则承载着另一种时代之痛,它寄托着汤显祖在现实世界无以实现的政治理想,是对作家苦闷情怀的一种安慰补偿,是对和谐政治体系的一种呼唤守望。

        汤显祖借助杜宝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用剧中一句道白说就是:“文武官僚立边疆”,“休坏了这农桑、士工商”。

        一为“劝农”。杜宝在南安太守任上,重视农耕,“缓理征徭词讼”。经他治理三年,南安地方上“弊绝风清”,“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而汤显祖就给这个村子取名为“清乐乡”,其用意显而易见。

        二为“缮备”。杜宝镇守扬州之时,为防御盗寇,杜宝新筑城墙。“如霜似雪四五十堆”高起的盐山,为商人所纳,能保证军民在抵御外侵时粮草充足。政府以宽松的政策让商人因盐而发财致富,国家有难之际,商人亦以其财富回报国家。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所,国富兵强,士农工商各得其用,这就是汤显祖借助杜宝传达出的社会理想。

        而在汤显祖的遂昌任上也可看到这种理想。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因上疏建言而获罪于朝廷,贬官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任遂昌知县,五年后辞官而归。这虽然是汤显祖政治上遭受打击极为失意的一个时期,却也是他实现自己社会理想亲民施政颇有创获的一个时期。

        先是修建贵生书院。其实典史只是负责缉捕和牢狱的小官,而且对于贬官的汤显祖来说,是一个虚职,但因为汤显祖“雅负才名,淹贯文史”,所以慕名而来听其讲学者摩肩接踵,直至廨舍不能容。于是汤显祖与徐闻知县熊敏相商,寻地筹款,修建了贵生书院,使当地百姓凡有心向学者皆可于书院中求知问道。

        这种重教兴学的观念也被汤显祖带至遂昌任上。在这个偏远的小县,他先后为生员们兴建了供学习礼射的射堂、供住宿读书的学舍,又修象德堂,三者形成一个书院;又为书院置学田;并从僧道庙观的租谷内拨出一部分以资助学;又建尊经阁以为书馆。一时间,遂昌县内向学之气彬彬而起。

        一个地区是否富足,与其税收状况密切相关。汤显祖到遂昌后,渐渐发现豪强官绅多有兼并土地规避赋税之事,遂着手治理,为遂昌县“去其害马”。有据可征者如向乡绅项应祥催讨赋税之事。项应祥曾任吏科都给事中,时告病在乡。汤显祖不畏强权,亦不念其曾为自己做《尊经阁记》的交情,查其家族占田逃税及欺凌百姓之案,义正辞“婉”,又毫不手软。

        汤显祖在遂昌任上另一个美政是“纵囚观灯”。万历二十三年(1595)除夕,汤显祖将遂昌狱中囚犯放回家,使与亲人团聚,元宵节又许囚犯出狱观灯。这是一种极为人性化的行为,他以自己的“清政”取信于民、教化于民。

        这些使汤显祖获得了“循吏”的美名。可见杜宝与汤显祖无论在社会思想上,还是在施政方针上,都十分相似,然而二人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牡丹亭》中的杜宝由南安知府到淮扬安抚使,又到同平章军国大事,位至宰辅,受到皇帝以及有司的青睐和赞扬;现实世界中的汤显祖却由南京礼部主事到徐闻典史,到遂昌知县,到告假还乡,屡遭贬抑,虽心存社稷而终究还朝无望。无论是追求的理想,还是取得的政绩,都没有给汤显祖铺就一条政治坦途,而只是化作了玉茗堂前的雨丝风片。遂昌一任后,汤显祖更觉“世路之难,吏途殊迫”,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退居故里,不复入世。

        汤显祖的政治生命走向这样一种结果,在那个时代实属必然。原因有二:

        其一是所具人格使然。万历十三年(1585),吏部文选郎、前任临川知县司汝霖致信汤显祖,劝其与有司沟通,可升为吏部主事。汤显祖婉拒之,并说:“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怜,成其狂斐。”所谓“偃仰澹淡、历落隐映”,即自然而然、无所刻意,用汤显祖的另一种方式表达,即为一个“真”字。如他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纵观其政治生涯则不难发现,他因拒绝张居正之拉拢而晚中进士是由此种人格而致;上疏建言而被贬官由此人格而致;遂昌任上结怨于项应祥由此人格而致;遂昌任后绝意仕进亦由此人格而致。

        其二是所处时代使然。汤显祖置身的晚明政坛,与《牡丹亭》中用人以才、赏罚公正的理想世界不同,实有许多不和谐因素。如张居正、申时行等首辅之专权、万历皇帝宠信非人疏理朝政之荒诞、党派纷争之错综蔓延、官吏选拔与考核中无法排除的个人恩怨,凡此种种,都给关注民生心存正义者设置了无形障碍,正如蒋士铨的《玉茗先生传》所说:“显祖志意激昂,风节遒劲,平生以天下为己任;因执政所抑,遂穷老而殁,天下惜之”。

        汤显祖缘何为“执政所抑”?个人性格只是表面原因,究其本质,是制度之缺失,人才选用与考核机制之不健全阻碍了汤显祖们的政治发展。当然,我们是不必要求一个封建王朝解决这些问题的。汤显祖和《牡丹亭》的呼唤与守望,只是向往与憧憬着一个真正的和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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