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元年的民间记忆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身处一种怎样的历史？我们将走向何方？生活在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这是一种普遍的焦虑。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天翻地覆！中国国家的命运也在几十年时间里根本改变。仅仅30年，回首过去，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30年前的记忆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最具典型意义的地方当然是特区深圳，今年是它成立30周年的日子。宏大叙事的回顾，以各种形式重现了它的大事记，一部电视剧《命运》看得许多深圳人落泪。陆天明创作这部剧本着眼点是深圳的风云人物，着墨处是政治、体制的突破。然而，要还原一段真切的历史，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变迁更具某种本质意义。熊君慧耗费两年心血以实录的方式写作的这本《我的1980——深圳特区民间叙事》（海天出版社 2010年8月版）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她的着重点在特区首创之年的风雨历程，21个人的记忆，把那个岁月集体打捞出来，呈现于世。

    读这样的书，让人看到了社会大变革中人的命运相对于时代的脆弱——个人不过是随大潮起伏的漂萍，大风起处，所有的树叶都得迎风颤动，喜怒哀乐也不再是旧日的。历史的拐点就在这21个人的叙述中凸显、丰满。

    当年的逃港潮，把一个农村少年造就成香港的名厨。最初的贸易，是深圳河边的稻草换香港报废的小车。为了农民去香港那边办养鸡场，一个叫李定的人耗费脑力，他在体制与地缘的缝隙中周旋。一批香港人神秘地往来海关，他们与人单线联系，奔波一天才来到蛇口。“那时出入境处没有什么大厅和通道，只有一张桌子，两个人坐在后面，一个人是入境处的，一个是政治部的”。他们是为了给蛇口的建设者讲课的，每次只来一两天就走，讲的都是内地从没接触过的香港的专业制度、技术、法律、政策等等。在严密检查的海关，他们讲义都不能带，只有一个大纲。一个叫梁振英的人，1980年频繁地出现在蛇口工业区，向蛇口人介绍香港的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银行制度、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那时改革开放的道路通向何方，没有人知道。姓资姓社就像一个雷区。进出海关害怕被怀疑为“亲共”分子。政治部的人有一串长长的名单，那是限制出境的人名。

    在文锦度警署的天台上，有一幕无人注意：“从1979年开始，几个香港警察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拿着望远镜远眺河对岸，他们在数深圳又有几栋楼房建起来了，又听到了几声开山的炮响。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这个小渔村究竟在发生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终于忍不住伸出了“橄榄枝”——邀请深圳5名边境事务官员免办签证赴港一日，参加新年酒会”。

    奇迹就是这样一天天发生的，再回首，中国这30年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当年的青年走近了老年，当年的中年走到了耄耋之年。时光的流逝会惊醒人的历史意识。

    中国人是一个历史意识很浓的民族，这可能与中国农耕文明形成的家族与宗法意识有关，寻根认祖与儒家的文化传统，都是指向过去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志男儿眼里看到的都是天下，因而文人写的历史都是大历史，是站在国家与朝代抒写的大历史。这是我们书写历史的传统。但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不再是从前的历史了，尤其是今天，身处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媒体与信息之发达，让历史和历史意识几乎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甚至也没有了宏大叙事的语境与热情。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经济时代，历史似乎也是平的。大国崛起的时候，作为它内部的国民，对自己的历史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与感受，这也许是阴影所致——经济的改变衬托出不被改变的东西——它给人带来了不平、不公正的痛苦。社会巨大的变迁与个人命运巨大的沉浮，这是大时代才能发生的事情。作为个体的人，面对着生存的竞争、自身的利益，无力超拔，也就无力感受大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

    但是，时间消逝，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总有人拿起笔，去记录自己生活的时代，去思考世界变迁的意义。熊君慧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记者，她不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她把自己的眼光延伸到了历史，她把人们即将丢失的记忆捡起来，让鲜活的历史走进文字。作为上世纪80年代生人，她无疑是在寻找自己出生年代的历史，她对历史的好奇源自于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她的民间角度即是一种田野调查，她证明了即便是当下的历史，田野调查的方法仍然是有效的。她的努力说明了一个道理，要想历史具有丰富的细部，那么，民间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是必须的。历史的写法应该有所突破。

    这本书在熊君慧可能还有她文学上的寄托。是的，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语言、经历、感受，他们沉浮的命运，再现的现场，谁又不能感受到一种文学的魅力？我们无法预言世界、预言历史，但我们可以记录它、珍视它，毕竟这是我们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所走过的路，是我们自己的苦乐年华！当一切过往呈现时，很多当初的困惑已经不再是困惑，一些尖锐或不尖锐的现实问题，也许在这样的叙述里有了朦胧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