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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为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基础研究得到深化，党史资料大量出版，代表性著述不断面世；研究角度多样化，从社会史和现代化角度进行党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理论与现实结合更加紧密，关于改革开放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三农”等问题的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的时代感在增强；党史学界内外互动增强，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特征鲜明的进展，但是繁荣的背后亦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内容不够全面，不少研究者只根据二手资料写文章等。这些潜在问题对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需要引起关注并加以改进。
党史研究起步较早，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党史研究，到抗日战争时期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史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党史学的发展逐渐成型，并迎来了空前盛况。后来虽历经曲折，但是党史学的春天随着改革开放再次到来，学术之途始又平坦。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在市场经济的迅猛浪潮中、在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下平稳前行，不断创新。
一、新世纪党史研究的进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取得的成果蔚为大观，其中尤为明显的进步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基础研究得到深化
基础研究得到深化首先体现在党史资料的大量出版上。诸多重要材料的公开披露或结集出版，给党史研究者带来了福音，为专题研究的深化创造了条件。在文献方面，如《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收录了一些尚未公开出版的领导人文稿，为深化党史人物研究提供了便利；《邓小平年谱（1975—1997）》、《叶剑英年谱（1897—1986）》、《杨尚昆年谱（1907—1998）》等的编辑，以及《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整理，为相应的政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清晰线索。在档案方面，如《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17卷）的出版，相当引人瞩目，它收录了自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的有关档案文件411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在史料方面，如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达55卷之多，视角独特、资料翔实；《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等史料的整理，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化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基础研究得到深化也体现为辅助学科的充实。如张注洪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杜玉芳的《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王文滋的《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究》等著作，都在不同方面对党史史料学、党史学史、党史研究中介理论等子系统的成熟产生了影响。
基础研究的深化还体现在一批代表性著述的面世。回顾新世纪的党史著述，许多作品都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学术性。不能不提及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出版，此书集思广益、屡经修改，充分吸收了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对1921至1949年间的党史发展过程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判，对以往党史著作的不少结论进行了修正，实事求是色彩更为浓厚。除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党史著作，其他著述也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党史基础性研究。这些著述或是为某些纪念日而作，或是老题的精耕细作，或是全新领域的开拓，都很值得关注。如萧一平和郭德宏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又客观呈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艰苦抗战；金冲及所著《转折年代——中国的一九四七年》，以1947年的历史转折说明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张静如和王炳林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系统梳理了三十年来中共思想的发展史。又如，中共历次重要会议始终是党史工作者的考察重点，对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六大的与会人数和历史功绩、七大的主要贡献、八大的民主会风和几个“悬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等，都有相关著述产生。再如，党史人物一直是党史考察中备受关注的焦点，这些年来，人们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历史贡献和主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归纳，如郭德宏的《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应进一步肯定》、侯且岸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等都是较有启发性的篇章。
（二）多种角度广泛运用
新世纪以来，从社会史和现代化角度进行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兴盛一时。从社会史角度进行考察方面，一些中青年学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王义祥著《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张高陵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工作》、高冬梅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和实践研究》等，这些成果或是进行全面考察，呈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或是从某一侧面重点切入，凸显中共社会工作的实践和影响，大大拓宽了党史研究的范围。从现代化角度考察也在党史研究中得到较大范围的推广，不少学位点设立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研究方向，各种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如李安增著《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研究》、孙谦著《中国现代化发展动力论》、陈勤等著《中国现代化史纲》、齐卫平著《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序，描绘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方略在此过程中的突出建树和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党史学界对于个案研究、实证研究的青睐也颇值得人们回味。如王友明的《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王荣梅的《海淀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等，使党史研究更加生动、具体。可以说党史研究中多种角度的广泛应用，极大改观了中共历史研究的现状。
（三）理论和现实结合紧密
在党史研究中，理论与现实结合更加紧密。下面一些专题的探索，都体现了研究者的时代感在增强：
1.关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著作方面，如汤应武撰写了《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任贵祥撰写了《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等等；文章方面，有沈宝祥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意义和主要经验》、冷溶的《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十年回顾和新世纪展望》、孙大力的《关于新时期对外开放决策的几个特点》、杨凤城的《改革开放以来六次党代会报告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演进与创新》等。这些著述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大多从纵向着眼，明晰了1978年转折的巨大意义，勾勒了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有益经验。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著作方面，有龚育之和石仲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郑谦主编的《延伸与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1949—1978）》等。文章方面，有邢贲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张静如的《关于“中国化”》等。这些研究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成果之间的一脉相承，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程的基本经验都很有裨益。
3.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相关著述，如王立胜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罗平汉著《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张新华编《新中国探索“三农”问题的历史经验》等，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很有现实意义。
4.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研究。香港、澳门在党史研究中基本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香港、澳门各自回归十周年的时候，研究者就此发表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例如，齐鹏飞的《江泽民与香港回归》、宗道一的《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孙代尧的《“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刍议》等，就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一国两制”的实践、回归后的建设成就、繁荣与稳定的经验借鉴等，进行了极有现实意义的探索。
5.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以中共开展先进性建设等活动为契机，学界也掀起了研究党建的高潮。与以往相比，党建研究的力量不再主要局限在党校等部门，高校对党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如张静如主编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王炳林主编的《执政党建设研究丛书》等，“跟踪研究法”在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权威党史研究机构在党建研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许多论述都很有深度，如石仲泉发表的《关于优秀企业主入党问题的调查》、李忠杰撰写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大的课题》等文章，个中观点都可圈可点。
6.关于和谐社会研究。这方面的著作甚多，如吴家庆著《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政治》，辛逸撰《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关于和谐社会的论文也不少，如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李君如的《和谐社会问题研究笔记八篇》、俞可平的《和谐社会面面观》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共的重要思想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解读和论证，资政的学科功效演绎得淋漓尽致。
（四）党史学界内外互动增强
近十年中，党史研究成果包含了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心血，多股力量的凝结，造成了党史学界内外良性互动的态势。
中共领导人的著述为党史研究贡献了重要材料。纵观十年间党史研究的进展，不难发现，许多领导人及时记录了自己从政的经历、见闻或思想。如谷牧著《谷牧回忆录》、江泽民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李岚清著《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李鹏著《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朱镕基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等。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推动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党史进程有着莫大的影响，也因身份的特殊而对某些具体的党史过程有着更为清晰的感知，与他们行动和想法有关的文字之参考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民间力量的重要性在党史研究中开始凸显。如胡友松口述的《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王文正口述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张大中著《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等。虽说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回忆的可信度不如文献、档案，但能在不同方面为历史的框架添加一些必要的血肉。
国外学者的成果也可以在党史研究中有所借鉴。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放眼世界，将许多较有影响的国外著作介绍到国内，国际交流进行得有声有色。一些国外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值得一读，如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费德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非本土研究者在史料的获得方面不如中国学者，某些结论可能过于武断，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也有其独特之处，只要具备批判性的眼光，这些著作仍不失其阅读价值。
二、新世纪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取得了上述特征鲜明的进展，但是繁荣的背后亦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些潜在问题对党史学科的成长、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
第一，高等院校无党史课程对学科发展不利。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停开党史课后，党校、军校也陆续停开。虽然还保留了近现代史课程，但侧重点并不相同。一个学科的发展，要以高校设有这个学科的课程为依托。否则，对学科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教研相长是永不过时的道理，授课中的互动，也可避免研究者沦为囿于书斋和故纸堆的学究，更多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现实接轨。虽然党史学科现有博士点近20个、硕士点80多个，每届毕业生人数不少，但继续专业研究党史问题的不多，后继乏人的状态日益严重。
第二，研究内容不够全面。总体看来，新世纪以来的党史研究，尚未完全突破“从上至下”的传统视角，对民众的历史功绩仍反映得不够充分，“上”与“下”的“互动”较少，精英和民众没有完全融合。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书中写到近千位正反面人物，均属于精英，对于群众则只是论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才提到。实际上在写精英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说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后的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策，都是靠着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贯彻执行，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第三，不少研究者只根据二手资料写文章。研究中应使用第一手资料是简单而浅显的道理，可是这种共识践行起来却又不那么容易。随便翻开一本期刊杂志，就能看见文章中二手资料的充斥。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是相关历史资料难以获得的缘故，也可能是作者不愿下力气去搜查的结果。对二手资料不加考证地信手拈来，很容易发生以讹传讹、断章取义、曲解文意等影响论说价值的情况。所以，只有按图索骥地找到原始资料，才能提高文章的真实度和可信度。
回首新世纪，党史研究的成绩是主要的，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是可以克服的，其他弱项也是可以一一加强的。展望未来，党史学的兴盛，政策扶持很重要，研究人员的同舟共济也必不可少。（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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