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水害多发的大国。在不同时期,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的防灾治患者,各有所举,总结历史,其成功与失败,以流域内防洪标准及采取的工程与生态措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历史上防灾治洪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认识水患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黄河为例，唐代黄河大约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河溢、河决或大水，其中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河南、河北大水”，灾民近60万人。北宋黄河水害更为严重，如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河决，“灌郡县四十五，……坏田逾三十万顷”。又如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河决，“民溺死者百余万”，更创历史记录。至民国，1931年长江特大洪水，江堤多处决口，灾区遍及湘、鄂、赣、皖、苏等省，淹没面积达81000平方公里；1933年黄河特大洪水，灾区遍及豫、鲁、冀、苏4省30县，淹没面积为6592平方公里，灾民273万余人。 

    解放以后，国家高度重视水害防治，收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永定河官厅水库建成后，拦蓄的一次大洪水，所避免的京、津、冀水害损失，就超过了该水库的全部投资。黄河流域干支流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型水库和干流下游段大堤建设，已经实现了下游60年无决、溢的安流。小浪底水库建成并投入运转，更提高了下游的防洪标准，它可以拦蓄和调节千年一遇甚至万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人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下游的挖河淤背固堤。长江中下游的江堤也经过了多次加高培厚和加固工程，上世纪50年代的荆江分洪工程，初步提高了江汉平原的防洪标准，三峡水库的建成，一举拦蓄了长江上游的特大洪水，使其有可能与中游湘江、汉江、赣江等大支流的洪水错峰，避免发生更大的洪涝灾害。 

    但是我国局部地区也发生过严重的水害，典型事例是河南境内淮河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座中型水库，在1975年8月，遭遇超标准特大洪水而溃坝，造成两座县城被淹、遇难人数在2万人以上。史称“七五八特大洪水”。在此应该指出，按照两座水库兴建时国家颁布的规范规程，它们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都是相当严格的，并无偷工减料问题，一直被列为治淮的成绩。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惨痛的悲剧，只有一个原因：水文、气象的实测资料时段短，按频率曲线外延而得出的设计洪水和校核洪水偏小。1975年8月两库上游降下了特大暴雨，林庄站24小时降水1060mm，是淮河流域上中游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89.1mm的1.2倍，相当于将平常一年的降水量，在24小时降完，水库当然难以拦蓄，溃坝乃是必然。 

    任何一条河流的全河统一治理，头等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就是制定一定的防洪标准，确保河流不会决口泛滥。但是确定什么样的防洪标准，或者说按什么标准设防，除了依靠对实测水文资料加以分析研究之外，在很多情况下还要进行水害史、历史水文学、历史水文环境变迁、历史流域水利工程、历史流域生态工程和历史流域土壤工程等等历史流域学各个分支的综合分析研究。建国之初，中央着手黄河的治理，首先也是要确定防洪标准，因为防洪标准的高低，涉及黄淮河大平原遭受黄河泛滥机遇的多少，涉及整个防洪工程的布局、规模和经费投资，但是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严重缺少水文气象资料。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对水文、气象的观测起步较晚。以黄河流域为例，1912年才在泰安设立了第一个雨量站，1919年先后在陕县、泺口设立了黄河干流上最早的水文站。从那时起，至1958年三门峡水库开始截流，可供分析研究的观测资料系列长度只有40年，在上述40余年的实测资料中，陕县最大的洪水发生在1933年，洪峰流量为22000立方米/秒。这次洪水造成多处决堤，淹及当时的河南、山东、河北、江苏4省30个县，273万人受灾，受灾面积达6592平方公里。鉴于可供应用或参考的水文资料少得可怜，1950年初只能简单地规定：1950年治黄方针是，以防御比1949年更大的洪水为目标；接着又规定：要求在一般情况下，保证陕县17000立方米/秒……洪水不发生溃决。然而通过历史水文资料整编，初定1942年8月陕县洪峰流量为29000立方米/秒，比原定的17000立方米/秒增大了很多，为策安全，原政务院决定：“应保证陕县流量23000立方米/秒，争取29000立方米/秒的洪水不致溃决”。 

    1952年，水利部水文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查了解到，黄河两岸人民传诵着一首民谚：“道光二十三（公元1843年），黄河涨上天，……”据此在陕县、潼关等河段发现了清道光二十三年的历史洪水痕迹，测算出了陕县最大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秒，后经历史考证为唐代以来陕县最大洪水。公元1843年历史洪水调查成果核定并公布后，引起当时各级决策者的震惊。国家计委牵头的研究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与分析研究，于1954年底拟定出黄河下游临时防洪方案，工程防洪标准由原定的防御百年一遇洪水，提高到防御二百年一遇洪水，即秦厂洪峰流量29000立方米/秒。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1955年以后进行了更大规模、更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了23处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痕，干流三门峡孟津段和支流伊河、沁河发现了记载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特大洪水的碑文。根据这些资料测定计算，秦厂会出现比36000立方米/秒更大的洪水。于是在1956年黄河下游大功临时分洪工程开工时，对原设计的防洪标准又改为：当秦厂出现36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时，分洪6000立方米/秒；当秦厂出现40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时，分洪10500立方米/秒。 

    到1958年7月主汛期，花园口站出现22300立方米/秒的大洪水，由于预案正确、措施得力，虽然这次的洪峰流量比1933年特大洪水的洪峰流量还多了300立方米/秒，但既未分洪，也未决口，原定下游防洪标准，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取得了防洪工作的胜利。 

    由建国之初1950年～1958年9年来防洪标准的逐年变化，可以清楚的证实，历史流域水患灾害史和历史流域水文学的研究，对于正确地制定防洪标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太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