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出版史研究：意义在当代

    抗战时期，山西境域曾建立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跨省域的根据地。根据地存在的十余年里，虽说停辛伫苦、筚路蓝缕，其出版实践却是多彩纷呈，沸沸扬扬，因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出版已然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受到了超乎出版行为本身的重视。正是这一体系，之后被完整地移植于新中国建立时的出版领域，与经济、文教等科项相比，其驾轻就熟、心手相应之挥洒，此时的操练场便是根据地彼方的小作坊。从石印到铅印，从草纸到麻纸，从蜡版到锌版，从手工到机工，根据地出版十年的进步，微缩了百年近代出版的嬗变。困砢屯蹇、推燥居湿之间，竟有诸如《晋察冀画报》的印刷、精装烫金本《毛泽东选集》的制作，其精美堪比三十年代大上海的出版物。

    重视政治读物的出版发行之传统，也来自根据地。此时出版量最多者，便是这类书籍，其次才是教材，此异常为战时所独有。一些政治读物出版后，往往是各根据地纷番翻印，有载于报刊者，也有成书成册者，在当时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不妨为一种有效的传播办法。

    再则，根据地还出版了大量的文艺作品。1941年1月1日，地处重庆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集资在辽县（今左权）桐峪镇创办了华北书店。其出版文艺书籍时，则以韬奋书店的名义为之。这一时期的出版，主要为翻印鲁迅的、苏联的文艺作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形成的新文艺样式，首先在根据地得以实验，其间涌现出如赵树理这样的小说大家，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都是首先在此结集出版的，后来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也是这一时期成雏形的。

    山西各根据地的木版画创作繁弦急管，欣欣向荣，这与出版的需要密切相关。当时照相术囿于条件而残缺不全，使用甚稀，报刊插图、图书封面只得以木版画替代。出于宣传政策的需用，版画家们借鉴民间年画形式，创作了不计其数的年画作品。由于这一年画内容、样式与旧有的年画迥异，与欧式风格的表现也不同，故被称之为“新年画”。有人以为新年画是解放后才出现的艺术形式，实则根据地时已成形。1950年开始的新年画运动是解放后美术界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其实施者、领导者，都是在根据地创作过木刻的那批画家们。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术界的行为模式，多源自新年画式的创作思维。

    诞生于1940年的晋西北新华书店，是延安新华书店的第一家分店，3月15日于兴县开张。开业之时，据说贺龙将军也曾亲往，只是未见史料记载而不足以为信凭稽证。之后，山西境内各根据地建立了不计其数的新华书店，数量之多，全国罕有。至全国解放时，已形成了一条红色的发行渠道，一张新华书店的密布网络。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当日，新华书店随军进城，第三天，新华书店门市部便开业了，召开某些重要会议时，需通知可不可携带枪械，可见其不单纯是一个发行机构。

    当时的图书出版采用的是编印发合署的办法，这一体制源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产业机能。作为出版者，新华书店设有编辑部、印刷厂及发行部，纵使是发行部，除却图书，报刊也行销售。遗憾的是，这种模式在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不复存在了。几十年后进行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本旨在于增加活力，满足需求，措施便是出版社设立自办发行机构，新华书店扩大经营范畴，增加包括报刊在内的经营项目。

    特殊环境里的根据地出版，予人太多的课题，太多的思考，齐峰、李雪枫先生所著《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是对它的抢救、挖掘与系统性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填补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段空白。其看似回溯既往，实则着眼点仍在当前。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断言，信矣！

    （作者单位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