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地方

    拙作《七月的雷雨》，源于陕北统万城附近山上的一次亲身经历，可谓笔挟雷声，字洒豪雨。作品发表后广受欢迎，先后被选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专语文统编教材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专语文教材，并被众多普通中学语文教学所自发采用。该文先写的是壮阔高原山顶上的热：“这时候是七月，七月流火，太阳像一个喝酒猜拳的莽汉，他喊出的每一声酒令，都使高原滚着烈焰。”在写“七月流火”几个字时，我虽然心里曾有过一丝犹疑——怕人家说你用错了，说这句话不能作酷热理解。但又想，这几个字简直是伟大祖先专门给我此文留下来的斗榫合缝的星月之词，云霞之句，要是不用，这篇文章就缺了许多色彩和气韵。我同时想，为什么畏畏缩缩，总怕被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纠谬”呢，用吧！

    不出所料，事后果然有人向我提示曰：文章好是好，可惜“七月流火”用错了。报刊上也不断有人曰：七月流火，不可一错再错，闹出笑话。于是有朋友劝我说：兄弟！你不如把那句改了吧，免得别人讥你知识欠缺。然而，我毫不因之动摇。

    为什么呢？

    “七月流火”语出《诗经·国风·豳风》，其本意是说，到了夏历七月，天气渐渐转凉，黄昏时常常看见一颗名为大火星的特别耀眼的星星从西方坠落下去。豳在我的故乡陕西，即如今的旬邑、彬县一带，我们的陕西古乡党创作这首民歌时，无意中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让人感到火焰奔涌、让人看一眼都感到浑身炙烤的瑰丽意象。这大概也可以称作“形象大于思维”吧。所以千百年来，一些不墨守成规的文人就脱开此话的原意，用它抒写炎热的天气。例如宋末著名词人刘克庄在其《永宁寺祈雨疏文》中就说：“七月流火，不胜亢烈之忧；三日为霖，未慰滂沱之愿。”到现代，活用这句话的人就更多了，当人们要用文字说明燠热时，作家、记者、普通百姓，千千万万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使出这句话来。连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节目，在报道京城热到摄氏40度时，都是以“七月流火”为标题的。你怎么能以语言规范化的名义把这个势头压住呢？

    古语说：“伸缩进退变化，圣人之道也。”语言当然是要规范化的，但语言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变化的，发展的。变和发展构成了语言原野上数千年的生机勃勃的活跃景观。沧海桑田的现象不光发生在自然界中，也同样发生在一切人类语言的发展历史中。随便举个例子吧，《诗经》中也曾有过“中国”一词，但那“中国”却和当今的“中国”的概念相差了岂止十万八千里！我们能因之放弃今日“中国”词义的内涵吗？再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如果用某些人的框框套，你也可以认为是用错了，因为究根刨底，它的本意原是“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裨将者，副将也。我们能固守着裨将不放吗？这变化，很有点诗人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的伟大气概，把原意来了个大大的夸张。但谁能说它夸张得不好呢？

    我们在生活中常说要解放思想，但为什么到了语言问题上，却总是表现得作茧自缚、不敢越雷池一步呢？试想，如果我们只允许人们以本意使用“七月流火”，那么就只能写：“天气渐渐凉了，天上已开始流火，大家都应该加件衣裳了。”对于这样的文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费解。如果我们以不合本意的理由不许用“七月流火”来形容天气炎热，那么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这句绝美的诗句还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是把它强行打进故纸堆里去了吗？那对我们的民族语言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中国近代之所以曾经落后得那么让人伤心，恐怕与死抱着“七月流火”本意的那类思维多少有些瓜葛。这类思维直到今天，也对国家的崛起起着令人沮丧的阻碍作用。话到这儿似乎扯远了，然而在我们周围，确实有些学问家，对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些语词，总是抱着严防死守的态度。其精神当然可佳了，但是我想说：朋友，你把地方搞错了，眼前并没有长江黄河淮河鸭绿江，并没有滔滔洪水！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淡定之心，顺应时势的发展。就是说，在普通人们大都乐于接受的情况下，要允许和鼓励给某些古语赋予新意。只有在实践中让某些旧的却有潜在能量的词语得到浴火重生，我们的传统语言才能焕发生机，历久弥新，从而充满不竭的魅力。即使一些人自己做不到，也不应动不动“纠谬”于别人。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把思维放得更理性些，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大度，多一点变革精神和创新精神。让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切美丽词语，都不致被永久锁上镣铐；让一切对我们今天有用的古词古语，都高高地飞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