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笑别人世

    天性幽默风趣、一生追求浪漫的著名剧作家黄宗江,于10月18日在京病逝,享年89岁。

    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电视剧《生死桥》将于10月22日在央视八套开播,但他没能看到。

    “他仍然在写,一生都在写,去世之前还有很多计划想搞。”与黄宗江交情甚笃的著名导演翟俊杰感慨,黄宗江的一生就像扑不灭的火焰,一直燃烧着旺盛的生命激情。

    著名书画家吴欢称:“黄老从容谢幕,从此天堂里又多了个可爱的‘老顽童’,我父亲吴祖光在那边又有个好玩伴了。”

    黄老的三位女儿特意选了一张父亲大笑的照片挂在灵堂,这正是人们心目中的黄老形象:笑对人生。

    传奇“杂家”

    黄宗江自称自己是杂家,他曾在自述体传记《我的坦白书》中说过,他通身有十八般“玩意儿”。他1921年生于北京,10岁不到就以“春秋童子”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反战剧本。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他积极参加南开剧社活动。当时,许多角色需要男扮女装,黄宗江经常扮演女角,所以有人把他和周恩来、曹禺一同称作南开的三大“女演员”。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又与孙道临等共同组织燕京剧社,演出《雷雨》等名作。1940年,他退学赴上海,成为职业话剧及电影演员,参加了话剧《愁城记》、《蜕变》、《正气歌》、《楚霸王》及电影《乱世风光》等演出,曾与谢添、蓝马、沈扬一起,被重庆戏剧界称为“四大名丑”。1949年,黄宗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先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海魂》和《农奴》分别在卡洛维发利和菲律宾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他才华横溢,生活积累厚重,文化修养深厚,曾被聘为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文革”后,他的电影剧作有《柯棣华大夫》和《秋瑾》等。

    在翟俊杰眼中,黄宗江永远保持着一股激情。“上世纪50年代初,为创作电影剧本《农奴》,他去过三次西藏,跟农奴交朋友。”翟俊杰回忆,自己就是在那时结识黄宗江的,看到他搞创作非常投入。“有一次我们睡在一个房间,第二天我醒来发现他的嘴巴肿了,原来他一个晚上抽了两包烟,为创作苦苦思索,烟灰烟蒂一大堆。”翟俊杰还记得,“文革”后黄宗江有一次暑天在杭州写剧本,在房间里点上四盘蚊香,全身脱得精光,完全沉浸在忘我的创作状态中。

    最为传奇的是,黄宗江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电机工程师,留日的洋翰林,他的爷爷、太爷爷,也都是翰林。但他们兄妹5人,宗江、宗淮、宗洛、宗汉、宗英,均与艺术结缘。黄宗江曾戏称自己家为“卖艺黄家”,并出版《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私家相册》一书,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激情挚友

    黄宗江生性开朗,在影视及戏剧圈内人缘极好,结交了无数朋友。生性浪漫的他不光自己拥有多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还促成了好友孙道临与“林妹妹”王文娟的爱情。

    黄宗江创作了很多剧本,提携新人也不遗余力。“他是提携我的大哥哥,我的剧本一般出来都让他提意见,他对我鼓励有加。”著名编剧家苏叔阳感慨道,如今像黄宗江那样深入生活的编剧太少了,他的精神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著名编剧魏明伦痛惜地说,黄宗江比他大20岁,两人是忘年交。“30年前,我写了川剧《巴山秀才》、《潘金莲》,黄宗江全力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文章《魏明伦的情人们》来支持川剧创作。今年7月上旬,我邀请他参加11月22日魏明伦从艺60周年活动庆典。他说他年纪大了,来不了。但他给我写了一个‘贺魏郎明伦60艺寿,惟人为本、乃通鬼神!’下题是:黄宗江虚度九旬。第一次写了认为不好,又写了第二遍。黄宗江是真正的中国才子,我很敬佩他。”

    话剧导演田沁馨首次执导电视剧《生死桥》,力邀87岁的黄宗江饰演前清太监王公公,黄老欣然应允,且言明不收取任何报酬。老爷子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从不以前辈自居。对待其他年轻演员,也是乐于帮衬,毫无保留地传授表演心得。《生死桥》即将开播,黄老却没能等到,让人唏嘘不已。

    “忠实”作者

    黄宗江也是本报的“忠实”作者。说他“忠实”,一是指他这样的大家只要编辑约稿,他就抽出时间写就,决不拿架子,写得既快又好,文笔清新质朴,幽默风趣;二是记者要采访他,他也是有求必应,尽力配合。因此记者、编辑都爱找他,好求不说,还心直口快,常常会逗得人开怀大笑,真乃一好“老爷子”。

    自1986年起,黄宗江在《光明日报》的专刊、副刊上陆续发表了14篇文章。有剧评、游记及散文、随笔等,其中《祭吾师巴金》一文,深得读者好评,他在文中写道:“巴金常说他自己是个普通人,的确普通,并且他的普通话说不好,总是带着四川味,如他书中的人物觉新、觉慧……如他的哥哥尧枚、尧林……但是他决心说真话,尤其在劫后余生中,在《随想录》中。解放前夕,我写出了自己第一部成型的话剧《大团圆》,是巴金为我出的我的第一本书。当时我正肺病卧床近两载,黄裳送书来,对我说,‘老巴说他北京话不行(我的剧本写的是北京人讲的北京话),可能错校不少。’多年来,我不止一次翻阅,未见一字之错。巴老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翻译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编辑家。他从来不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文坛活动家,却做了最重大的活动——为年轻人出书,出第一本书,甚至亲自校对。这些人包括后来大大知名的曹禺、李健吾、刘白羽……,还有失名而又复出的七叶诗人、无名夭折却在为数不多的读者中仍有记忆的如郑逸文……巴金做了多少好事!”

    《我的亡妻阮若珊》则充满了乐观与豁达:“我在我俩合集的一本《老伴集》里说,我二人各个方面都达到高度一致:政治,艺术,思想,感情,家务,各种观点都一致,惟有争论的是:我说根本不要骨灰,连撒都别费那事,自然入土也就入了生我育我的北京乡土了。她总说还是留着等着,放在一块好。我俩这一常有的严肃的笑谈,孩子们当然都知道。直到她弥留之际,孩子们才告诉我,早已安置好了,就在‘万安公墓’。李玉茹说,她有天去给曹禺上坟,在邻近就见到我俩合葬的墓碑,玉茹还鞠了躬了。其实若珊的骨灰还没放进去,我当然尚未成灰。来日大家春游秋游,给曹禺老院长上坟,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那地方可真美,值得一去,去香山路上一拐就到。在那里定居的,可默默求教的前辈真不少:有李大钊、朱自清、萧军、董竹君……多了不起的邻居啊!深深感激他们生前身后对我们的指引。”

    本报还曾刊登过他在友人赠他的条幅前的照片,条幅上的八个大字:“黄老不老,老黄不黄”,令人忍俊不禁。照片上的他,仍是笑眯眯的。

    他的笑,笑着的他,将永远印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