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暨南大学邓乔彬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项目批准号为04BZW024），最终成果为专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2010年5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唐宋词研究渐成“显学”，但对其艺术体系的研究仍显不足，本项目以系统工程的眼光和结构，打破以往词学各子学科的藩篱，以127.5万字的篇幅，构建起一部全面论述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史。

    这项成果的主要创新在以下四方面：  

    1.以文化转换观照唐宋词的发展流程。这项成果以文化来观照唐宋词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形式、创作风格的变化。主要观点是：盛唐宫廷文化引发了文人词之起，晚唐进士文化的“轻薄”、“无行”促使词之盛，边塞文化与民间多元文化使敦煌曲子词显著不同于文人词，西蜀与南唐因不同的宫廷文化而词风相异，北宋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分别导致词的雅、俗分流，谴谪文化使北宋中后期词显著改貌，靖康的民族文化劫难引发了南渡词之变，坚持这一文化使南宋词“复雅”成为潮流，文化集成、南北综融是辛弃疾成为伟大词人的根本原因，以隐逸或游谒为生存方式所造成的江湖文化，成为了风雅词派的生成基础，临安吟社文化是宋季风雅词的生存土壤，理学文化则造就了此期江西词派的风骨与血性。

    2.系统论述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并从破体、移位角度作了较充分的论证。敦煌曲子词体现出词初起时的特点：格律甚宽，同调异体，语言质朴，长于叙事、铺排，抒情直切又工于比兴，多联章体、代言体与戏剧性。文人词兴盛后，逐渐由广而全走入狭而深的境界，以表现艳情、闲情为主。苏轼则因党争之累而抒发性情，因词的诗化而离异“倚声”特质，在大晟词后又有南宋的复雅。在辛弃疾将诗人之词变为豪杰之词后，风雅词派使词回到了重视音律的道路，着力于提高艺术性。整个唐宋词的艺术进程大体就是由自然天成到人工琢炼的过程，并受到文乐相离合规律的制约。书中重点论述了约30位词人的主要艺术贡献、特色，以之为发展的节点，描述、总结出各阶段的特点。

    3.注重流派的传承与变化发展。词史在某种意义上实为流派史。辛派词以陆游、张孝祥为前奏，前者半苏半秦，源于他的诗化与“诗余”观，后者多诗人句法，骏发踔厉而潇洒出尘；辛弃疾抚时感事，别立一宗，入以经子百家，兼具情、志，成为了两宋最伟大的词人；作为稼轩羽翼，陈亮感慨淋漓，有纵横家之风，刘过兼有狂逸与俊致，得稼轩之豪放而未得其宛转；后期辛派的刘克庄“拳拳君国，志在有为”，词旨正而善作比兴寄托。风雅词派以姜夔的成就最高，史达祖、吴文英次之，此派还有赵长卿、张镃、高观国与卢祖皋等。宋末浙江词人群是风雅派的继续，杨瓒《作词五要》、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为该派系统的创作理论，周密、王沂孙、张炎三家之外，陈允平等人也有佳作。江西词派被视作稼轩后劲，刘辰翁词满心而发，以中锋达意，又不乏轻灵婉丽，文天祥风骨甚高而语极苍秀。

    4.从音乐文艺的角度，对词为“倚声”作了较深入的揭示。词史的研究应立足于文学而兼及音乐。这项成果论述唐代燕乐杂言歌辞之起，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的创作原则；从雅乐衰而燕乐传的特定角度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柳永是慢词的创调名家，继承“倚声祖”温庭筠，在变教坊曲为词调中起了很大作用；周邦彦知音律、善制曲，创调甚多；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先词后曲，回归“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对唐宋词人中创调较多者，分别列表作了统计。

    专家点评：

    成果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对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史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论析，是一部富有创新性和学术含金量的力作。成果不是单纯地谈论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而是从“文化”的背景和视野出发来探讨唐宋词艺术发展变化的文化动因，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