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辩论会如何再走上坡路

    10月2日,“双星杯”2010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选拔赛决赛在青岛举行,武汉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为角逐冠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武汉大学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第三辩手陈铭获得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的肖磊同学被评为本届辩论会选拔赛“全场最佳辩手”。武汉大学将参加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2010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总决赛。

    已有17年历史的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原名国际大专辩论会,曾是上世纪90年代最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更在当时社会掀起一股辩论热潮。时过境迁,电视节目种类和花样不断翻新,大学辩论会不再炙手可热。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通常所见的主办者“只说好不说坏”相比,本届比赛却是在主办者的反思中进行,在对大学辩论会如何再走上坡路的思考中进行。

“辩八股”之忧

    大学辩论会的火爆程度曾在1993年达到巅峰。这一年,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就“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展开交锋,复旦大学的蒋昌建、姜丰等辩手明星闪耀,至今青年观众仍对他们记忆犹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又在胡乱吵架了”是老百姓对这个节目的戏语。“辩论会上,一些学生辞藻华丽,视野狭窄,语言像诗歌朗诵,言之无物,更有甚者形成了辩论的发言套路,以不变应万变,一个经过训练的辩手,竟能做到不论什么题目准备10分钟就能开辩,辩论由此走向形式大于内容、空洞、缺乏真诚。‘辩八股’的出现,使辩论会失去了不少支持者。”大学辩论会导演谢青说。

    谢青举例说,“金钱是不是万能的”的辩题,本来是一个可以完全展开,有许多丰富事例来支撑的辩题,结果双方赛手竟围绕着“万”字辩论了整场比赛,能扯多远就多远,怎么可能有观众呢?

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

    辩论会对青年学生成长非常有益。现已是复旦大学教授的蒋昌建认为,参加比赛式的辩论有助于训练思维反应能力和逻辑能力,对现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一定的帮助。比如他在教学中,与学生建立良好互动,就教学中的问题与学生展开讨论,甚至是辩论,并取得良好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思辨能力、讨论精神,在探讨过程中驾驭、分析问题的能力都非常重要。”辩论的思维方式也使他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思维更为缜密,逻辑清晰,同时对新事物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

    然而,功利心却渐渐让辩论会变了味。

    “出现‘辩八股’,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参赛者没有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大家太在意是否能赢得比赛,赛前训练太注重辩论技巧,甚至训练一些巧招、怪招,为了获胜而辩论。所以比赛开始时,观众感觉辩手口才非常好,但听着听着,无非是怎么也戳不到问题实质的一场口舌之辨。”谢青说。

势在必行的改革

    “不仅要好看,还要对青年成长教育有很好的提升,这是一个优秀节目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节目制片人潘跃说。

    辩论会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从2007年起,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同时,对辩题内容作了大胆的创新,从当年的时事热点中挑出辩题,注重讨论社会热点问题,注重辩论对社会思潮的实际影响。

    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辩手形成的思维习惯很难克服,很多辩手面对新的问题,仍然用老套路打比赛,立论狭窄,在狭窄的概念中守住自己的逻辑空间,没有把辩题的内涵和外延发掘出来。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辩论会又作出了重要的改革,增加“举证质证”和“超级辩论”环节。

    “举证质证”中辩论双方可请来“证人”为他们的辩题作证,如南开大学在辩论“信用卡消费弊大于利”时,提供了一位“卡奴”的母亲作证,国际关系学院在辩论“足球比赛应该引入电子裁判”时,请出前国足总教练戚务生作证,这些证人的提供都对论证辩题有奇兵效果,也令辩论会耳目一新。

    “超级辩论”则由两名评委分别和正反双方辩手展开辩论。武汉大学的辩手陈铭赛后说:“超级辩论非常成功,超级辩论精彩的程度压过了自由辩论。在自由辩论阶段,双方都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回避对方的问题,但是到了评委这里就不行了,逼着你回答。还有,评委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比辩手高出一大截,可以逼着你的功力往上提几层。”

    可以说,今年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不过,主办者认为,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如超级辩论中,评委的提问显得不够规范,组委会今后将在选择评委、培养评委队伍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另外,目前的节目策划和大学生还有些脱节,希望今后能通过网络平台或其他渠道加强和学生间的直接交流,让他们把有价值、有创意的东西直接告诉组委会。

 (本报北京10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