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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经济学关于行为理性决策的研究,通常是围绕自身利益追求、偏好选择和效用最大化展开的,但对行为理性特征的描述方面,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有不同观点。论始求源,二者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明确界定出行为理性的边界。如果能概括出行为理性边界,或许可以找到一条解读分歧的路径;如果这条路径符合经济现实,则可以丰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对个人、厂商和政府的决策有着理论说明和指导作用。
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在理性决策上的分歧,不是假设的分歧,而是理性界定的边界分歧
主流经济学“自利最大化”的理性假设,封杀了行为理性的宽广空间,其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理论与现实相距甚远。当我们仅以自利来界定行为理性边界时,容易忽视现实决策的多重动机,把理性决策与追求自利等同化。
传统主流经济学追求自利的分析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经济人”范式,曾通过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动机、选择、目标和效用合而为一。非主流经济学则以实验为手段,通过并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分析结论,力图将这些函数分开以解说经济行为人的理性决策。较之于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有关偏好的利他、互惠、差异厌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偏差分析,确实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接近现实地解释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决策行为,但由于这些理论解释尚未构成一般理论基础,因而没有彻底动摇主流经济学以追求自利为核心的理性决策理论。
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之所以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一是因为追求自利是经济活动的显著形式,其偏好选择的一致性使“自利等同于理性”得到了系统论证;二是因为非主流经济学以描述性为主的论证难以对理性经济人范式作出釜底抽薪的否定。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认识到以追求自利和偏好选择的一致性来界定行为理性的狭隘,但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来代替自利最大化和偏好选择一致性假设。因此,严格来讲,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在理性决策上的分歧,不是假设的分歧,而是理性界定的边界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反映在他们关于选择偏好和决策动机对行为理性规定的不同理解。
可用“经济行为人”取代“理性经济人”,但基础是界定出行为理性的边界
经济人假设或理性经济人范式的软肋,是完全或片面强调自利而忽视决策的利他和互惠等动机。当我们关注到现实决策既包括自利也包括利他和互惠等动机时,应将经济行为主体理解为经济行为人,而不应理解为理性经济人。
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是在信息不对称下做出的,这就要重视决策主体对信息的整合、加工和处理;这一重视并不偏离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则,而是要扩大行为理性边界,使我们有可能合理地定性出个人、厂商和政府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
理性经济人中的“经济人”是指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主体,而“理性”则是指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对信息的完全掌握,并且能够在精确计算决策结果的前提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选择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并不是统一的。非主流经济学通过大量实验,认为选择动机具有多重性,选择过程是认知的形成过程,认为行为人难以精确计算决策结果和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意味着理性决策需要经历对信息的整合、加工和处理阶段,需要伴随特定的认知来进行。
现实的个人、厂商和政府的行为决策过程,是“先思考后认知再决策”的过程。行为人的思考过程包含选择动机及其偏好的变化,而特定认知的形成过程则包含着对决策的期望及其调整。思考和认知是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过程反映。诚然,主流经济学也间接涉及过思考和认知,但其所涉及的是完全信息背景下的决策者对信息的“编辑”,并非对影响决策的不对称信息所做出的思考和认知。非主流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认知的不确定性,认为主流经济学对认知的逾越以及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忽视,是其论证偏好选择的一致性与效用最大化的相关性的逻辑必然。因此,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只是在追求自利最大化上存在着共同点,而在如何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思考和认知等方面存在分歧。
非主流经济学有关行为理性的分析跨越了“经济人假设”的假设前提
非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之所以被认为是非主流,是因为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只局限于由实验所得出的诸如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等的特定分析结论,并未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对行为理性勾勒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其实,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是贴近现实的经济行为人,而非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不仅包括自利也包括利他、互惠等动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选择偏好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由内在一致性决定,并且在其理论判断中蕴含着以效用损失来修正效用函数的思想。如果在认可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以是否进行了思考和认知来作为行为理性的边界,对个人、厂商和政府行为理性决策的理解就不会限定于理性经济人的范围。
行为理性边界可以表述为:追求自利的经济行为人在多重选择动机和不确定偏好促动下,经历对信息的思考和认知而采取的决策行为。这种见解强调决策过程对行为理性的性质规定,不再将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作为界定行为理性的标准。
行为理性边界被拓宽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扩大的行为理性边界来贴近现实地描述信息不对称下的经济行为人的实际决策过程。非主流经济学之于主流经济学的深刻而广泛的理论分歧,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们不同意把行为理性仅圈定在追求自利而忽视选择动机和偏好的多重性。联系信息不对称来解释不同选择动机和偏好对行为决策的作用过程,重视对信息的思考和认知,便自然被容纳到行为理性的边界内。一旦行为理性的边界被拓宽,决策与效用之间的关联也会在理论上被部分修正。
经济行为人对信息整合、加工和处理而进行决策的理性期望是效用最大化,这是追求自利思想的逻辑延伸。但在现实中,经济行为人并不一定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甚至会出现效用损失。如果以效用最大化作为行为理性的判断标准,就可能将经历了思考和认知但却没有取得效用的决策行为看成是非理性。
主流经济学将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合而为一的分析方法,暗含着把决策结果作为决策属性判断的假设,这是同“经济人假设”相一致的;非主流经济学通过实验试图把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分别展开的分析方法,实际是一种在批评“经济人假设”时扩大了行为理性边界的分析假设。问题在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没有得到相应的分析假设的支持,因而经济学界一直认为非主流经济学是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讨论行为理性问题。随着行为理性边界的拓宽,非主流经济学能不能建立与分析方法相一致的属于自己的理论假设呢?这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经济行为人是涵盖理性经济人的概念。行为理性边界的拓宽,从而将决策主体理解为经济行为人有着以下实际意义:原先处于主流经济学视野外的个人、厂商和政府的某些非自利决策,可以解释为行为理性;原先某些被认为是非理性决策的行为可以“还原为”行为理性。
经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民主决策性质,而重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是以对信息和环境等因素的思考和认知为基础的
现代经济是混合或一体化运行的经济。投资决策、收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使得经济行为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习惯于将决策失误所导致的效用损失看成是非理性决策,这种思维定式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有必要对行为理性“正本清源”。按照拓宽后的行为理性边界,凡是经过认真思考和认知的决策均属于行为理性范畴,反之则属于非理性范畴。由于个人或厂商对理性决策所引起的效用损失通常会采取宽容态度,这便可以化解很多矛盾和纠纷。也就是说,个人或厂商之间某些因决策失误而出现的有关效用损失的纠纷,有可能在和谐的方式下得到解决,不需要通过经济诉讼对簿公堂。
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安排,就其行为理性的属性而言,也有着同样情况。大众面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失效,会指责经济政策是政府官员拍脑袋的产物。其实,现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民主决策性质,而重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是以对信息和环境等因素的思考和认知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府的决策属于理性决策范畴。经济政策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和环境等因素的不确定性,政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思考和认知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正确的思考和认知会使政策产生市场效率,反之会使政策出现市场失效。当然,个别长官意识严重的地方政府没有经历思考和认知的决策,我们仍然将其决策看成是非理性的。
总之,我们应该从选择动机、偏好多重性和效用等来拓宽行为理性边界,不能单纯以追求自利或以决策结果作为行为理性的判断依据。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对效用函数展开修正,都必须对行为理性边界进行拓宽,而不能局限于主流经济学给我们设置的行为理性边界。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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