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信仰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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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清明节期间，广东著名作家、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赴重庆，代表他的父母二老，为当年牺牲在渣滓洞监狱的齐亮、马秀英等烈士献花——正是由于齐亮同志的冒死相救，吕雷一家及很多同志才及时脱逃虎口，一直活到今天。本版编辑听说这件事之后，特约吕雷同志撰写了长文，并与齐亮、马秀英烈士和吕雷父母吕坪、夏耘同志的照片一起，以《聆听烈士的声音》为题在本版5月21日整版刊发(可进入“光明网”点击“旧报查询”，也可查看《新华文摘》今年第16期)。

    因为马秀英烈士是我国著名前辈作家、已经96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的妹妹，本版编辑随即给老作家寄去一份报纸，以表敬仰和慰问之情。没想到，马老在收到报纸后，竟不顾高龄、不顾成都的酷暑高温，又为我们续写来下面这篇长文，并为他的“知识老友”光明日报题词。现在新中国61华诞即将来临之时，本版一并发表如下，并和广大读者一起，向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宝贵生命的所有先烈们致敬!    

——本版编辑 

    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作家韩小蕙同志和我曾有一段文字缘，她在光明日报副刊上为我发表过几篇短文，其中有一篇就是《最后的嘱托》，说的是罗广斌同志从狱中带出来的狱中烈士给党组织的最后的“八条嘱托”。

    最近，小蕙同志又给我寄来今年5月21日《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一整版刊发了著名作家吕雷同志的散文《聆听烈士的声音》，情文并茂，令我读了潸然泪下。紧接着，上海和河南的朋友也分别剪寄这篇文章给我，每次收到后我必读，复读也必令我潸然泪下，也许是我的偏好吧，好久没有读到这样叫我落泪的好文章了。

    文章中谈到的曾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吕雷的父母，中共地下党员吕坪、夏耘等同志紧急疏散，并使他们幸免于难的齐亮烈士和他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妹妹马秀英烈士，他们不仅和我有亲属关系，更是我亲密的革命战友。齐亮冒险救同志，是我们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救助战友。也可说是地下党员的一种本能，是对于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的一种理所当然的奉献。这件事，齐亮没有告诉过我，到现在我才知道，不过齐亮做这样冒险犯难的事，屡见不鲜。

    我读着吕雷的文章，面对着报纸版面上齐亮和马秀英两烈士的遗像，感慨万千!60年前的为新中国而战斗的往事，是用生命和鲜血刻印在脑子里的，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正如吕雷说的，没有齐亮的冒死相救，便没有他的今天；没有烈士的英勇牺牲，便没有中国的今天。且不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话，但饮水不忘凿井人，总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和良心吧。因此我想借《文荟》的一角，补充介绍一点有关齐亮和秀英烈士未为人知的事迹。

    齐亮是抗战初便在南开中学入党的老党员，1941年他和我同时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进校不久，我们接通关系，便奉命组织一个地下党支部，我任书记，他是委员之一，共同推动学校的民主进步活动。齐亮是一个特别富有磁性和亲和力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他一去，不久便成为耀眼的中心，在他周围，团结了进步的或中间状态的同学。在政治逆境中他仍然能争取被同学民主选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一，又被选为昆明市学联主席，领导和推动学生运动。1945年他毕业后，被派到滇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游击战争，一年便很见成效。1946年党的南方局调他到重庆做青年工作，他采用西南联大的工作经验，做学生进步工作颇有进展。1947年3月，南方局等党的机构被国民党强迫送回延安，齐亮却设法溜了出来，继续在重庆市委领导下做党的地下工作。通知吕雷父亲撤退一事，就发生在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重庆党组织受到惨重破坏的时候。齐亮是刘国定的直接下级，特务千方百计要抓他，形势极端严峻和危险，正如吕雷文章中说的，他冷静沉着，“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有序地撤退了许多党员和进步分子，可是他却被特务死盯上了。齐亮秀英夫妇转移到成都，特务和刘国定也跟踪到成都，开着吉普车成天满街游捕，齐亮终被刘国定在街上发现，遭到特务逮捕。

    1946年我奉调任川康特委副书记，回到成都我的家中，将此作为特委机关，隐蔽住下。我的妹妹马秀英是四川大学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成员，毕业后常回家来。不久齐亮因公从重庆出差成都，住在我家，和秀英一见如故，倾谈甚欢，秀英特别倾慕齐亮，向我提出要跟齐亮去革命，天涯海角都随他。果然不久她就去重庆找齐亮。后来她入了党，和齐亮结了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重庆党组织遭破坏后，随齐亮一同避难到成都。

    齐亮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身份证，特务便派人按地址到他的住处逮捕秀英。后来我听掩护他们的房东安东太太说，特务看秀英只是个家属，一付无知无识的样子，因此监视并不严，安老太太让她从厨房后的厕所溜出去，秀英却不愿意，她说她不走，要和齐亮一起去死。我听说这件事后很生气，还说她若能从监狱里出来，一定要处分她，告诉她入了党后她的一切就不属于她自己，也不属于齐亮了，作为一个党员，能逃脱为什么不逃？怎么能为爱情而去牺牲呢？可惜她再也不能听到我的批评了，在监狱中她坚决斗争，最后和齐亮一同牺牲了。

    齐亮入狱后表现特别英勇，据罗广斌出狱后告诉我，特务一抓到齐亮，便威胁他，给他两条路让他选：“一条路，自首出狱。一条路，枪毙！”齐亮听此话后霍地站起来就往外走，特务问他干什么，齐亮斩钉截铁地说：“我选第二条路，出去执行呀！”这一下把特务都震住了。据广斌说，齐亮后来在狱中一次也未过堂，也从未受过苦刑，因为特务知道要叫齐亮开口是白费力气。于是齐亮在狱中无所顾忌，对狱友们做工作，组织学英语，自编《支部工作纲要》，教育党员。直到解放军的炮声已经传来，特务实行大屠杀前，齐亮被单独押出，在行进中枪杀了，他的尸体被扔进镪水池里化了。

    吕雷在文章中说他是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没有齐亮冒死通知，他的父母难免于难，也就没有他的今天了。他十分感慨地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像齐亮这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严重危及自己生命的关头，却义无反顾地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他悟出了“信仰、党性”的答案。他说得很好，我们这些曾经亲历那种九死一生的战斗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答案：“信仰，党性。”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党性，在那样早上出门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家的日子里，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我们那时普遍的信念就是八个字：“相信胜利，准备牺牲。”我们坚信，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有胜利的一天，也许自己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然而我们要怀着必死的决心，拼命进行战斗，光明必然到来。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我们便有智慧，因为有牺牲的决心，我们便产生勇气，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便会视死如归，临危不乱，往往可以化险为夷。这就是信仰和党性的力量。吕雷作为我们下一代的后来人能和我们一样悟出真理，是了不起的，我高兴，向他致敬。但是吕雷也提出另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大声问：“你的信仰安在？”我想，他不是无的放矢吧，今天的青年同志们，有勇气大声地回答这样的问话吗？

    吕雷的文章还说到《狱中八条》，我趁便补充一点关于这八条和《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尚不为人知的事。

    这《狱中八条》的确是关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总结了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在牺牲前共同商定的，交由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带出来交给党的。罗广斌出狱后见到我便提到此事，他写进他向党作的长篇报告中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报告存档后便如石沉大海？这《狱中八条》是烈士们就义前用心血写成的，他们痛定思痛，诚恳地向党进言。然而使我难以理解的是，烈士们的遗言似乎未受到重视，甚至几乎泯灭于文档中。痛心的是，如果解放后能把烈士们像预言一般的“八条嘱托”身体力行，何至于如吕雷观察现实后所言的“我们干过多少蠢事、傻事、荒唐事，走过多少弯路、跌过多少跤子”？吕雷（我相信他的父母和他一样）几乎是垂涕而道：“在一个进取的社会里，能让人们信仰的绿洲变成荒漠吗？”他大声地替献出“八条嘱托”的烈士们呼喊：“幸福的人们哪，对于我们的忠告和嘱托，你们做了些什么？”

    说到《狱中八条》，我就不能不说到从狱中带出“八条”的罗广斌同志，不能不说到罗广斌解放后曾经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这和他后来的死也是有前因后果的。我已经96岁了，是随时听候召唤的人，我不能不把这件在心中积压了几十年的郁闷事，一吐为快。

    罗广斌的确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他的哥哥罗广文是蒋介石嫡系的一个兵团司令，手握重兵。罗广斌从小在成都的罗公馆长大，生活优渥，不图长进。因为罗家和我们马家上辈人有通家之好，我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和做党的工作，他的父亲便把罗广斌送到昆明，交我管教。我为其补习功课，后来他考入西南联大附中。由于和我住在一起，在这个“民主堡垒”里，耳濡目染，天天见我们从事进步活动，他阅读新书，参加活动，思想迅速转变，走向进步，主动要求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并成为中学的活动骨干，以致后来要跟我去农村准备游击战争。他家里来人接他回四川，我把他介绍给当时已在重庆南方局做青年工作的齐亮同志。罗广斌后来入了党，曾去秀山农村做党的工作，以后回到重庆，直到他被捕。

    罗广斌的出狱经过，新中国解放后有关部门曾经反复审查过，没有问题，但是当时省市的领导对他总是怀疑而又无实证。他本是一个在青年中十分活跃的人，却不受重用，只是做一般工作，地下党的同志有意见也不敢提。以后听到未证实、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证实的传说，说他很可能是被国民党有意放出来，另有图谋的，因此内定为“内控使用”。一个党员在这样的政治处境中如何工作和生活，可想而知。我知道他十分郁闷而无处申说，只能对我说心里话。他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去打鱼，他竟研究起养鱼学来，颇有进展，对我说他终于有寄托生命、了此一生的办法了。之前他和其他出狱同志在成渝各地作狱中斗争报告，对青年影响很大。我鼓励他们根据报告从事写作，出版了《在烈火中永生》，全国发行后一下子出了名。后来在沙汀等同志的帮助下，又扩写成小说《红岩》，一时全国风行，及于日本等国，他更出名了。然而他并不感到痛快。特别是他被日本出版社邀请去日本参加首发式，却受到组织的阻止，不准他出国。他终于确知他是一个不受信任的党员了，大生怨气，只对我个人来诉苦，却不敢声张。这就酿成了“文化大革命”一来，重庆群起造市委的反时，他也参加造反，结果陷入造反派派系纠纷而被一派俘虏，虐待至死，还被传说为他是自杀的。至今他的死都没有明确结论，只说被迫害而死。一个从豪门子弟转入革命队伍，忠心耿耿干革命而且颇有才气的青年，便在莫须有的政治怀疑中毁掉了。而这样的悲剧，我们见得还少吗？

    吕雷的文章中说到的有坚定信仰、却在解放后“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地下党员程途同志的遭遇，也令人深思。据我所知，这样的事，发生在解放后的地下党员身上何止一二？许多信仰坚定，党性很强，因看不顺一些现象而想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的人，结果适逢肃反、反右派及各种名义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横遭打击，沉冤莫辩，有的吃尽苦头，有的赍志以殁。我作为一个有七十几年党龄的原地下党领导人之一，也不敢有一词辨说，惭愧不已，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唯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先烈们追求终生的光明的中国大放光明吧！

写于2010年7月1日，成都寓所 

马识途的来信

小蕙同志：你好

    谢谢你给我寄来今年5月21日的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吕雷同志写的《聆听烈士的声音》，情文并茂，我几次阅读，每次都不觉潸然泪下。六十几年前的往事，又回到眼前，使我奋然命笔，把齐亮、秀英两烈士鲜为人知的事迹，还有带出烈士们最后的“嘱托八条”的罗广斌同志的更无人知道的遭遇，告诉今天的广大读者。写这样一篇文章以作补充，想必不是多余的事吧？如能在《文荟》刊出，更是我所切盼的了。

    我没有想到为齐亮所救的吕坪同志夫妇尚健在，更不知吕雷同志这位作家上次和我同在北京作代会上，却失之交臂。请你将我这篇文章抄寄给他们，向吕坪、夏耘两老祝福，并向吕雷同志致谢!我虽已是进入96岁“日薄西山”的人，却自信还能、或者说希望参加2011年的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在那里和吕雷作家相会。

    小蕙同志，谢谢你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人，我们虽然多年不见，我却一直关注你的文学活动，尤注意你关于散文的见解，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今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特寄此信以为祝贺。

    此致

文安！

    马识途  

    2010年7月1日